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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下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開幕式講話中強調指出，政協應“高度重視收入差距過大引發的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就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困難群眾的社會保障與社會救助等問題提出對策建議，努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事實上，中國領導人近期已頻繁表態，強調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重要性。2月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談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將“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放在了首位。此外，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副總理李克強也先后提及“分好蛋糕關系到公平正義”、“要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自1990年代以來，“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的提法屢現官方文件中，2007年中共十七大還對此進行全面闡述�？梢娺@并不是一個新鮮命題，為什么還要再次鄭重地在兩會上討論？
對此可有很多種解釋：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增加弱勢群體的絕對收入，有助于擴大內需，有助于維護社會穩定，還關系到中國未來國際競爭力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戰略目標。上述理由不可謂不正確，但我們完全有更直截了當的理由：經濟增長就是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要讓他們的腰包鼓起來。中國經濟已高速增長了30年，如果大部分人的收入增長遠遠低于GDP增速，或總趕不上房價飛奔的腳步，試問，增長的終極意義又在哪里呢？
發展經濟學上有一個著名的“庫茲涅茨倒U形曲線”常常被人提及，其核心思想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國民收入分配狀況會先趨于惡化，繼而逐步改善，最后達到一個比較公平的收入分配狀況。以此觀之，中國在改革開放前30年出現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貧富差距拉大等現象，可謂是成長中必經的煩惱。
然而，我們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卻否定了這一假說。例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過程中，都較好地保持了增長與收入分配公平的關系，形成了“均富”或“均等化”的社會經濟模式。而中國雖握有后發優勢，有大量成熟經驗可供借鑒，從目前來看反倒沒能處理好這兩者的關系，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因此，今天我們再來談調整收入分配結構，頗有“補課”的味道，但絕對為時不晚。簡而言之，要想讓大多數人收入改善，須從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協同入手：
一方面，中央政府應積極推動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的制度變遷。國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兩個渠道，以往人們關注較多的是如何對后者進行改進，包括加大轉移支付、構建社會保障安全網等。這些誠然重要，但若是初次分配就不合理，二次分配的公正性也就無從談起。
1978年以來，以1996年為分界線，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大體可劃分為向居民傾斜（1978-1995年）和向政府、企業傾斜（1996年至今）兩個階段。初次分配過程中：政府收入所占比重經歷了一個先降后升的過程；企業收入保持了穩定增長態勢；而居民收入這一塊卻幾乎一直在下降。只有做到“官不與民爭利”、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獲得雙贏，居民收入比重才有再次上升的可能。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將本地區最低工資水平增幅與經濟增長掛鉤，同時積極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在我國，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勞動者報酬、營業盈余總額和財產凈收入構成，其中勞動者報酬占80%以上。地方經濟發展對官員晉升形成了正向激勵，各地官員為追求GDP增速和招商引資規模展開了激烈的“錦標賽”，這不僅直接催生地方保護主義、重復建設等諸多弊病，更使夾在工人和企業之間的地方政府容易失去客觀中立性，忽視勞動者合法權益，完全倒向企業一方。要改變這種不正常局面，要求中央政府在考察地方官員績效時，應將居民收入增長、群眾滿意度等指標納入進來。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4年一份報告曾披露，1993年到2004年長達12年時間里，珠三角地區月工資水平只提高了區區68元，若扣除消費物價增長因素，實際上等于是負增長。更有甚者，當時珠三角許多城市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甚至大大低于山西、江西等經濟落后省份的標準。
幾年后的今天，上述黑色幽默現象或許早已不復存在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后，沿海地區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大力向中西部轉移，越來越多的農民工不必再拋妻離子，就可以在家門口的工業區拿到跟過去在沿海工廠一樣的收入，真正實現了“離土不離鄉”。面對民工荒的事實，沿海地區政府和企業只能提供更有誘惑力的工資和更便利的醫保和社保服務，才能吸引到人手。而要在更高的工資水平上繼續與中西部地區PK低附加值的貼牌產品，顯然是沒有出路的，除非向產業鏈中高端轉移。
這或許也正說明了，為什么2010年是中國的“結構調整年”。
（作者為宏觀經濟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