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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管的本質訴求是竭盡政府之所能，消弭現代金融體系可能給整個經濟體系帶來的系統風險。以此來看，最近在歐美熱議的奧氏金融監管改革建議，不管是限制現代銀行業的經營范圍還是其規模，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新一輪的金融監管改革，非以矯正系統性風險為首要目標不可。規避系統性風險，可以被稱之為是金融改革之“綱”，抓住這個關鍵，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政策效果。
現代金融業的蓬勃發展，離不開金融創新的貢獻。但相應的，也就帶來了相對傳統產業，虛擬產業比重過高，呈現實體經濟空心化，泡沫化的后果，致使原本是以平抑實體經濟周期為目的的金融行業，反而成了實體經濟動蕩的催化劑和放大器。因此，解決上述矛盾的關鍵，就在于能否處理好金融產業這一虛擬產業與實體經濟的關系。而處理這個關系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便是現代公司制度中的公司治理。
現代公司制度的核心特征，就是公司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這造成了現代企業中股東、經理人、雇員、債主等幾個重要的利益相關方之間相互斗爭又相互合作的博弈關系。公司治理則是通過法律和制度上的安排，來平衡上述幾個利益相關方的權利與義務，保障公司的平穩運行，從而為整個宏觀經濟的平穩運行打下健康的微觀基礎，以實現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有益互動。
對于金融企業而言，監管者加強公司治理則有著雙重含義。第一重，金融企業本身就是現代企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如近來媒體熱議的美國幾家國際大銀行的高額年終獎，其本質不過是公司治理領域中的薪酬安排問題。如果將這些激起民意極大憤怒的金融業的“惡行”一股腦兒歸結于現代銀行體系，倒真的是讓人不由得替銀行喊冤叫屈。作為委托—代理信息不對稱的經典案例，任何一個經濟管理專業的學生，都在課堂中學過如何解決公司管理者對股東利益多吃多占的這個問題。辦法無外乎激勵和懲罰并舉，對內用種種業績指標構建成評估體系，對外則用職業經理人的道德評價體系構成管理者的硬約束。職業經理人侵權的代價就是毀掉其用畢生職業生涯建立起來的職業信譽。與其讓監管者對現代銀行制度這一虛擬的“風車”挑戰，倒不如將寶貴的監管資源，用之于解決公司治理這一主要矛盾。第二重，則在于金融企業和實體企業的接駁處，在于實體經濟中的公司運轉。安然、世通等引發了美國金融監管巨大變革的公司，其本身卻并非金融企業。這些公司的管理者能夠利用信息不對稱，肆意欺詐公司的客戶和股東，源于公司治理制度本身的缺陷，因此，非金融類公司的公司治理情況，顯然會對金融企業的系統風險產生系統的外在性影響。一般企業的良好公司治理基礎，為整個虛擬經濟的發展，構建了良好的運行基礎。如果根基不牢，則虛擬經濟自然而然地成為“高高在上”的“空中樓閣”，加劇整個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
既然金融監管不是孤立的行為，當然那就應將其置于整個經濟運行的大背景下。面對外界重重壓力，監管主體不能將所有的監管炮火發射到金融企業之上。要清醒地意識到，改變實體經濟的公司治理情形，可以被有效地傳導到金融業之中，進而降低整個經濟的系統風險。
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正處于劇烈的變革期。資本市場去年迎來了創業板，今年還將迎來股指期貨、融資融券，還將迎來國際板，以及未來還有資本賬戶的最終開放。由此，監管主體應從根本上把握我國公司治理的改革方向。比如創業板，金融的監管主體追求的應是一個系統長效的市場制度建設，不是簡單的讓公司上市就可以大功告成的。所以，如何在公司日后的運營過程中切實保護投資者的利益，無疑是我們下一步的監管重點。而投資者利益有效保護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環境。
還由于我國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國有企業這一特殊形式，帶來了我國金融監管的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挑戰。如何把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與市場投資者的利益統一起來的重要性已經日漸顯現。在我國下一步金融和實體經濟的改革過程中，亟須對此做出明確界定。實際上，這些年來我國在公司治理上的多頭監管，政出多門，早已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在我國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入的過程中，監管也應朝這個方向進一步努力，在股息紅利分配，信息披露，股東權益，員工薪酬等多方面著手有益的改革探索。與其他的管理主體有效溝通和協作，努力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司治理環境。
（作者系英國約克大學金融學博士，現任教上海大學國際工商與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