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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澳大利亞議會通過新的立法，收緊對國外投資的管理，對可轉換債券實施等同于股權的管理，這是自2009年9月澳大利亞限定15%的持股上限以來，第二次收緊海外投資規制。雖然從實際效果來看，可轉換債券與股票相差無幾，無疑是間接實現股權投資的途徑之一，對此類投資實施類似股權的管理也無可非議，但澳大利亞新規無疑給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投資保護主義正日漸流行起來。2010年，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投資的過程中，除了要應對經營失敗的風險外，首先要面對的，將是在投資過程中所面臨的宗主國審批等體制上的阻力。
投資保護主義的抬頭，是與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密切相關的。當然，根據以往的經驗，在全球經濟不景氣時，一般宗主國會歡迎海外投資。而中國的海外投資之所以遭遇如此多的阻力，有著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投資主體多為國有企業。在中國對外投資的存量中，國有企業占到70%，而民營企業則只占到1%左右。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又多由央企完成，2009年，央企對外投資流量占到對外投資總量的78%。國企對外投資時，容易從兩方面招致阻力：一是國企身份容易激起宗主國的反對情緒，從而引發媒體和政府的關注；二是國企（尤其是央企）改革后，多在壟斷領域從事經營活動，因此，在進行海外投資時，也多投資在宗主國的壟斷行業，這些行業尤其容易引發利益沖突。
其次，投資環境存在更多的競爭。在上世紀60~70年代，當日本企業大舉投資海外能源、資源時，雖也引發了當地的一些反應，但遠不足以影響到日本企業順利完成投資。時隔幾十年，海外投資的環境已有很大變化。雖然從總體上看，投資自由化的潮流日漸被各國政府接受，但投資競爭卻空前激烈。
中國對外投資時，首先是要面臨市場已經存在的外國投資者（主要是日本），以能源來說，日本在1960~1980年間在全球投資了321個石油項目，這些項目多位于中東，占據了能源生產的主流市場。在日本之前，則有歐洲、美國的投資，因此，中國企業要想在主流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顯得頗有難度。在資源領域，在同一時期，日本企業與三大鐵礦石公司都建有合資企業，甚至擁有淡水河谷的控股權，而且，到目前為止，日本企業仍在不斷增加對這些合資企業的投資。其次，中國海外投資的企業要面對的是來自宗主國的競爭者。在中鋁(601600,股吧)-力拓案中，必和必拓的攪局是導致195億美元投資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在與當地企業競爭時，還存在另一種情況，就是中國企業對當地企業甚至是產業造成了一定沖擊，在這種情況下，又會引發當地商會、居民的強烈不滿。
最后，是至關重要的就業問題。如果把各國所具有的優勢分為勞動力成本、勞動力市場穩定性、技術和市場四類的話，中國在除技術之外的三項中占有優勢。而發達國家在技術上有優勢，發展中國家只在勞動力成本和市場上具有中等優勢。
從這一比較優勢的結構來看，中國企業在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時，多數會選擇“獲取技術+國內生產+國內銷售”的模式，而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時，則會選擇“利用自身技術+雇用國內勞動力+當地銷售”的模式，這兩種模式選擇都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各自優勢的。但是，正是這一模式引發了最嚴重的沖突，上面提到，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多數國家會歡迎海外投資，原因是會給當地帶來就業。而中國企業的上述兩種投資模式都可能削減當地就業，因此，會引起當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對。
綜合上述各點，我們認為，在2010年甚至是今后相當長時間里，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時可能會面臨更多的保護主義。中國政府與企業應當從保護主義的起因出發，多途徑探尋緩和矛盾的方法，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
第一，要加強與宗主國地方政府的互動。在有些國家，尤其是一些聯邦制的國家里，地方政府的態度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情況在美國、澳大利亞、伊拉克等地都普遍存在。以美國為例，中國企業海外投資中對當地產業、企業的影響，以及對當地就業的影響，會首先影響到州議員的選情。因此，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公關活動，不能完全放在其聯邦政府上，要把更多精力用在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上，甚至應當把地方政府作為游說的重點。
第二，要切實重視當地的產業和就業。無論是從國家層面看，還是從企業層面看，中國對外投資都要做長期、戰略性的打算。因此，要切實重視當地產業發展狀況以及就業狀況，要堅持做“共贏”的投資者。在海外投資開始階段，可以考慮與當地企業建立合資公司，雇用當地勞動力、在當地生產、部分銷售到國內。這樣，就可以實現兼顧中國企業、當地企業、當地就業的目的，也可以緩解貿易順差所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壓力。只有這樣，中國投資者才有可能獲得當地社區的支持，才可能在當地長期投資。
第三，要腳踏實地，不能冒進。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過程中，要小步慢走，尤其是在開始階段，切不可冒進，否則只會“欲速則不達”。日本也曾在房地產、影視產業上有大量冒進投資，但這些投資都是日本最為失敗的投資。相反，日本在汽車、能源、資源、電子等許多產業都有大量由小做大的投資，日本汽車企業為了進入美國市場，甚至做了幾十年的規劃，這些投資最終都獲得了巨大成功。
第四，加強政府層面的協調。首先是要在外交領域，加強應對保護主義的力度，政府相關機構應當在中國企業遭受保護主義侵害時積極出面協調，保護中國投資者在當地的利益。其次，政府要鼓勵民營企業、非國有企業走出去，要解決民營企業海外投資融資難的問題，加強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保險制度建設�？梢钥紤]以合資企業的形式，由多家有實力的民營企業組成集團，集群式走向海外，以降低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世界華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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