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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在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上解放思想，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進行了長期的探索，認識到堅持社會主義，首先要擺脫貧窮落后狀態，大大發展生產力，體現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的特點。鄧小平同志說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就是對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這一本質規定的高度概括。30年來，我們在發展生產力方面，雖然可能有這樣和那樣的問題，總體上看是成功的，創造了發展的中國奇跡。另一方面，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還有一段論述，1990年12月24日，他說：“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30年來，我們發展了生產力，但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怎樣走呢？我認為到現在還不是十分清楚，需要認真進行討論。
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中國共產黨人空洞的口號，要使人民信任我們，就需要看到社會和經濟變遷的規律和大趨勢，要有新的思路，制定新的戰略，拿出實實在在的能縮小三大差距的新的辦法，推進改革，出臺新政策，形成新體制和新機制，引導社會走向共同富裕。
通過推進城鎮化來縮小城鄉差距
中國共產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務之一，是通過推進和加快城市化進程來縮小城鄉差距。需要從過去農業社會主義的思維定式及其影響中解放出來，通過推進城市化來縮小城鄉差距。中國基尼系數如果從城市和農村分別看，城市的基尼系數是0.34，農村的基尼系數是0.37，但是，如果城鄉綜合，就成為了0.47。因此，城鄉差距大，是導致中國基尼系數較高、貧富不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的原因。這種分配不公，是二元結構轉型造成的，不是在公與私、社與資、計劃與市場等方面做文章所能解決的。
關于如何解決“三農”問題的理論和政策多如牛毛，許多理論和政策思維都是將農村看成一個人口規模不變的對象來考慮問題，理論上是在農村和農業中發展新型合作等集體經濟，政策上主要是加大對農村、農民和農業的投入。有的學者也提出，中國近60%的人口在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在農村。當然，加大對“三農”的投入，我認為是對的。但是，農業社會主義和加大“三農”投入，把建設現代化工作的重點放在農村，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發展和收入差距嗎？我認為是行不通的。
全世界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一個大的趨勢是，農業生產增加值在GDP中的比率是逐年下降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也是誰也擋不住的社會趨勢。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的城市人口比例已經達到了93%以上，農業增加值占GDP比率已經下降到了5%以下。從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經驗看，家庭農場是組織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形式。試想，從生產資料所有形式上，我們即使在農村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建設了很好的集體經濟，但是，人口不斷地向城市遷移，這樣的所有制形式能不能長久普遍地在農村存在，還是個疑問；即使未來全國5%的勞動力從事農業，假如未來全部勞動力為8億，農業勞動力也有4000萬之巨，在18億畝耕地上從事農業，兩個勞動力之家庭的耕地面積平均經營規模也只有90畝，如果僅種糧食，只能是微利保本，從中國的人多地少國情看，從同樣人多地少的東亞農業的演變看，根本不可能形成所謂拉美那樣的耕地規模上萬畝、甚至十幾萬畝的兩極分化的農業資本主義。
實際上，中國城鄉差距之所以大，基尼系數之所以高，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是，因城市化滯后和轉移速度相對比農業生產增加值比重下降慢。因此，縮小城鄉差距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推進和加快城市化，轉移農村和農業中過多的人口和勞動力，以使其與日益下降的產出相適應，才能從根本上抑制和縮小城鄉發展和收入不平衡，抑制全國總體基尼系數的擴大。
通過創業和發展小企業公平地創造和分配財富
中國共產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務之二，是通過鼓勵創業，發展小企業和擴大服務業，增加就業，富裕人民，來縮小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我們過去的歷史證明，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雖然分配上可能公平，但是，沒有效率，浪費很大，創造的財富相對少，社會和經濟發展沒有活力和動力。靠走回頭路，去謀求公平，肯定是走不通的。
也有的學者提出，主要要加大社會再分配的力度，來縮小三大差距，實現社會的公平。我們要看到，中國正處于從農村社會和農業經濟向城市社會和現代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生產力還不發達，財力也并不雄厚，大量的人口要從農村轉向城市。如果不從創造更多的財富出發實現公平，而是盯著現有的并不雄厚的財富，力不能及地去追求公平，結果只能是福利早熟，跌入拉美陷阱。
我們需要的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形成一個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動力和有活力，并且共同富裕的社會。反思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建設工作，為什么不知不覺中造成了這樣大的居民間的收入差距？實際上，與我們的發展模式有關。
30年來，從經濟增長的速度來看，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從東亞、拉美、印度、中國四種發展模式的比較看，中國居民間收入差距較大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深層次原因，在于我們的發展方式：1、在經濟發展的企業規模結構上，各地各級政府重視大企業和特大型企業的發展，因為大企業和特大企業，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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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增加快、財政稅收多；從戰略、體制、政策等方面，忽視小企業的發展，并且創業和小企業發展的環境較為惡劣；結果，大企業和特大企業發展的規律是越來越多的資本用越來越少的勞動力，其利益主要是大資本與政府之間分配；而能大量產生中等收入者，能因增加就業而減少失業貧困人口的小企業卻發展不足。這就形成了分配不均衡的一個深層次基礎。2、在經濟發展的產業結構上看，不能使人民富裕的第一產業，雖然在增加值占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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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比率方面下降很快，但是，其中就業的勞動力相對過多；第二產業由于勞動者成本的上升，資本集中和集聚，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需要用相對越來越多的資本容納相對越來越少的勞動力，甚至要從工業部門中擠出勞動力來；而能大量發展小企業，能大量吸收容納勞動力就業的第三產業，在同樣的人均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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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水平上，與世界許多國家相比，增加值滯后了20-25個百分點，就業比率滯后了25-30個百分點。在現代分配流程上看，工業越是現代，資本和政府分配得越多，而服務業發展越是充分，勞動就會分配得越多，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就會減少。
有的學者認為，要通過發展國有經濟來實現公平。實際上，國有經濟由于組織成本太高，在小企業和一般性服務業中是很難生存的。而且，實際的經濟流程中，國有大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高，只能使資本、企業領導和員工以及政府分配得越來越多，使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和政府與居民間的分配格局惡化。
我通過研究發現，追求生產資料的高度公有制，并不一定會有人民富裕和分配公平的結果。如拉美曾經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其基尼系數是全世界可能最高的地區；印度在民主制度下，實行了計劃和國有經濟，人民并沒有因此而普遍富裕。反之，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發展了小企業，擴張了服務業，其社會財富較為公平，基尼系數是發展過程中最低的地區。這說明，我們過去的傳統社會主義理論，從各國包括中國各地實踐的檢驗看，可能存在著重大的缺陷。
因此，在實現共同富裕的方式上，中國共產黨人也需要解放思想，務實地汲取東亞模式社會經濟公平發展的經驗，鼓勵創業，促進能使人民富裕的小企業的發展，促進能使勞動力參與創造并分配財富的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在保持經濟和社會有活力的基礎上，實現人民的富裕，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
用財產稅來調節貧富不均
中國共產黨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務之三，是用現代稅收等經濟手段，鼓勵創造財富，抑制積累財富食利，防止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1978年以來，在結構和體制雙轉型中的中國，不論是依靠辛勤工作和合法經營積累的財富，還是依靠政策漏洞、計劃與市場雙軌，甚至走私等途徑進行的財富積累，還是炒股、炒匯、炒地、企業改制上市等積累的財富，或是黨政公務及行政事業工作人員灰色收入積累的財富……總之，實事求是地講，中國社會今天少數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這也是中國基尼系數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
房屋是居民不動產財富的一個最大項目。若不提早防范，中國的兩極分化將會從住宅資產的積累和集中開始。從目前居民和農民工的房價收入比看，已經分別超過8和22，從需要住宅的居民看，城市中有85%的家庭已經沒有購買住房的能力了。有學者認為，中國城鎮的居民買不起房屋，可以租住。我認為，這與中國千百年來的民族文化是不相符合的。臺灣20世紀80年代城市化水平達到了65%，而城市中居民自己有房屋的占85%；澳門居民目前自己有房的達到80%；中國人到歐美，省吃儉用，都要買自己的一套房子。什么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與中國千百年形成的民族文化相適應。
問題是怎么辦？
我認為，在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共產黨人要學會用經濟和法制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以社會震動最小的途徑，防止財富的兩極分化和收入的貧富不均。
最有效的，就是開征一般和累進的財產稅。1、財產普查和登記。第一階段，不論財產來源，不論普通公民，還是黨政和行政性事業公務員及職員，國家對家庭的不動產、存款和年收入等等進行登記，并且對個人進行保密；第二階段，對于官員及其家庭財產，在時機成熟時，平穩地進行公開。2、財產稅分為兩種：一是對房產征稅，對每人使用面積35平方米以內的，每年按照房屋市價的0.5%征收房產稅；對于超過35平方米到70平方米的，征收1%的房產稅；對超過70平方米到100以內的，征收1.5的房產稅；對100到150平方米的，征收2%的房產稅；對超過150平方米以上的，征收3%的房產稅。二是財產贈予和遺產稅，當事人將財產贈予和轉移給相關人或者繼承人時，分別征收20%的贈予稅和50%的遺產稅。房產稅的開征，將非常有力地平抑房價，而且，是防止城市居民財富和收入兩極分化的最重要機制。
深究起來，我們目前實行的稅費政策，客觀上是鼓勵依靠資產食利，鼓勵污染和浪費性使用資源，而不是鼓勵創業和創造財富的。稅收和收費罰款，82%和80%來自于創業、投資和企業；而對財產幾乎不征稅，資源稅非常低，而且對污染生態環境的行為征稅也較低。這種稅費結構，從結果上看，與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價值理念，與科學發展觀，是不相符合的。
GDP要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合理分配
中國共產黨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務之四，是嚴厲管住政府各部門及行政性事業機構尋租機會的設置，嚴厲管住政府的收錢和花錢，防止政府權力過強侵蝕GDP中居民的利益。
我們一方面在加大力度反對腐敗，另一方面，卻因為部門利益，因為政府、政府各部門和行政事業性單位通過立法、下發條例、出臺實施細則、頒布各種文件，設置了越來越多的尋租機會，創造了越來越多的產生腐敗的條件。結果，一方面，使反腐敗的成本越來越高，工作量越來越大，腐敗案件卻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地方推動經濟發展的創造性工作，卻受到中央各部門條條框框的限制。地方要到中央來跑部立項，跑部錢進；創業、投資和企業經營，受到越來越多的政府、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繁多和重復的注冊登記、審批、年檢、檢查、執法、收費、罰款等等制約，特別是小企業發展的環境十分惡劣，創業困難，小企業發展數量不足，服務業也得不到擴張，實際失業率很高，大學生難以就業，收入難以與國民經濟增長同步增長，消費難以擴大，并使得GDP中居民的分配比率越來越低，結果貧富不均和兩極分化，國強而民不富。這就背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宗旨，更重要的是，很高的失業率，將是導致中國未來社會動蕩的最基礎的動因。
可以看出，不僅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到了一個發展的十字路口中間，領導我們民族向現代化努力的中國共產黨，也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中間。中國共產黨怎樣才能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國強又民富的現代化？
首先，中國共產黨人要管住黨政和行政性事業機構的膨脹，要改革僅僅依靠編制部門控制編制和人員膨脹的無力無效體制，轉變為編制和預算相協調來嚴厲有效控制機構和人員膨脹的體制。一個原則是，財政預算有錢，可以建機構，進人員；無錢，則不能建機構，不能進人員。
其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需要堅決克服部門阻力，進行制度理順和制度規范，主要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和聽證形式，大規模地清理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地方政府各部門的審批、核準、備案等權限和事項；清理過去頒布的法律和政府及各部門頒布的條例和實施細則等，廢止其中部門權力、部門利益和限制人民創業、投資和經營的諸多條款，特別是清理容易使部門機構和公職人員尋租的一些法律、條例、細則上的設置。
再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完善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社會聽證的制衡制度，管住政府、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事業機構的收錢和花錢行為。
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體制
中國共產黨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務之五，是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建設公共財政，提供較為均等的公共服務；建設較為完善的、逐步提高水平和全覆蓋的養老、醫療、失業、傷殘等社會保障體系；形成對欠發展地區的轉移支付制度；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建立平等的企業與勞動者之間的勞資談判和合作機制。這些，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過討論和設計，這里不再贅述。
通過上述討論，我覺得，理論研究也需要解放思想。比如，傳統的觀念認為，公平就得在公有和私有、計劃和市場方面做文章，其實，深入地進行分析，無論是從各國發展的經驗教訓，還是從中國各地的實踐，公平還與農業剩余勞動力與農業產出水平有關，與城市化水平有關，與小企業及服務業發展和就業是不是充分有關。公有比重高和計劃經濟，在一些國家里，甚至是導致人民貧窮和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因此，要解放思想，從形成城鄉收入、居民間收入和地區間發展三大差距的深層次原因出發，去尋求解決問題的思路和對策，推進城市化、鼓勵創業、促進小企業和服務業發展，在創造和初次分配財富時謀求公平，再通過稅收和財政的再調節，實現收入和財富的公平分配，從而務實和有成效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
臺灣地區：再創奇跡還靠中小企業
臺灣《經濟日報》社論說，臺灣真正的寶貝還在400多萬家中小企業身上。臺灣能否騰躍再起，甚至再創奇跡，就完全寄托在他們身上。
美國：把中小企業當寶貝
不僅經濟學家，現在就連一個普通人也會說：“中小企業的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中小企業發展，會帶動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帶動出口，帶動就業。
德國：城市化的實質在于現代化
農民進城只是城市化的一種表象。城市化的實質在于現代化，即在于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現代化，而不僅僅是人口在地域空間單純的移動問題，也不僅僅是居住區向城市的匯集，更重要的是鄉村傳統封閉的文化向城市現代化開放文化的轉變和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向城市的存在方式和運行方式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