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審議通過的廣東省政府工作報告將“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修改為“加快保障性住房特別是廉租房建設”，廣州市委書記朱小丹在與省人大代表丁磊談話時則提出，“保障性住房就是要以廉租房為主，廣州應該集中精力建好廉租房”。在其他地方開始通過提高購房成本遏制需求——或開始取消預售制度，或提高第一套住房的信貸利率的時候，廣州乃至廣東的這一思路可謂切中肯綮，一舉突破調整供給結構和降低居住成本兩個關鍵問題。倘若得到認真貫徹，不僅廣州乃至廣東居民會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而且將對全國各地的房地產政策起到示范作用。
當前房地產市場面臨空前的壓力：房價高懸，交易量卻開始大幅度縮水。由于過度投放信貸，銀行開始在中央政府的部署下出臺各種措施嚴控風險，此外對土地、資本的緊縮政策也呼之欲出，加上消費者無法接盤在四萬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下形成的房價泡沫，房價正面臨崩盤危機。而當前調控房地產市場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如何為房價尋找安全的下降通道，既要降低城市居民的居住成本和購房成本，又要讓房價在基本平穩的前提下，逐步通過各種“優惠政策”下調，以適應消費需求。
眾所周知，房地產市場的癥結在供給方面，由于土地供應被政府壟斷，而且開發商囤積土地的現象長期得不到嚴肅處理，導致地方政府與開發商得以人為制造商品房的供不應求謀取暴利。因此，多方措手增加住房供應量，降低自住與租賃房的成本，應該成為當前房地產市場治理的主線。以此為參照不難發現，當前不少地方采取的房地產需求方調控措施是存在嚴重偏差的。例如，取消預售制度只會提高房地產開發成本，減少商品房供應量，而提高第一套房的信貸則只會增加消費者購房成本，在地方政府與開發商控制供給的機制尚未打破的情況下，這些成本都可以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與增加供應量、降低購房成本、鼓勵自住需求的正確方向相悖。
正是在此背景下，廣東將大幅度增加保障性住房供應作為房地產市場治理的突破口尤為可貴。大規模興建保障房之所以一直被許多城市掛在口頭上而少有付諸實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在其中無利可圖，但增加保障房確實是當前的識時務之舉。一方面，增加保障性住房將直接降低百姓居住成本。萬科業已進行的“圍龍屋”實驗以及廣州即將推出的“政策性租賃房”等準保障性住房，已經不局限于有城市戶籍的低保戶，而對新進入城市的居民也有所裨益。這種保障性住房倘若大規模推出，將降低中低檔住房租賃市場的均價，從而對二手房價構成下調的壓力，而又因這些措施并不會直接沖擊一手商品房價格，從而為房價“軟著陸”提供管道。另一方面，房價不僅牽涉民生，而且與城市競爭力息息相關。事實上，在本次省人大分組討論會上，丁磊之所以提出廣州要為“白骨精”建政策性租賃房的建議，除了有社會關懷的因素，作為一個科技企業的老板，其更重要的考慮是如何留住人才。“廉租房”對戶籍和收入的嚴格要求，令其存在覆蓋面過窄的問題，當前大學生就業困難，“蟻族”生存艱辛，增加保障性租賃房的供應，也能為廣州的城市競爭力加分。
通過加快保障性住房供應降低住房成本，不僅有利于規避房地產泡沫風險，更有利于提升經濟競爭力。根據政府工作報告，實現“住房保障全覆蓋”將成為廣東省努力的目標，期待這一正確的目標得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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