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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的話題門檻大抵很低，一點火星，總會蔓延成全民的論辯狂歡。這一次，引燃討論的柴薪是一些大學自主招生考試居然沒有語文科目，語文缺位。消息甫出，各路語文教育捍衛者奮袂而起，聲討之聲不絕于耳。語文，或曰漢語，是中國人自在呼吸的母語。免考語文，影響讀寫，阻隔文化，長此下去，危哉殆哉。
僅僅從質疑的熱度看，上海幾所高校的“不考語文”，確實是點燃了火藥桶，成為公眾傾瀉不滿情緒的目標物。然而，與“不考語文”事件頗有些淵源，一種裸露已久、更為堅硬的社會現實卻是“不學語文”。公眾不滿高校不考語文尚且還有責任方，而面對“不學語文”的社會現象，則基本上無的可以放矢。也因此，高校“不考語文”風波下面，隱含著一種深廣的社會情緒，那就是對語文、漢語、母語落寞的深深憂慮。
語文的落寞真實而生動。這種落寞從經濟社會甚至家常日用的諸多方面都可看到端倪，無論是口語表達、還是實用寫作乃至文學創作、閱讀體驗，均呈現出粗糲、毛糙、肆意的情形。這些年來，已經屢屢引起有識之士的擔憂。從語文教材的任何改動都可能成為輿論熱點，可知社會在語文問題上的敏感程度。而且，此種憂慮一旦放在全球化背景之下，則更具別樣意味。事關民族自信、國家尊嚴、文化傳承、歷史接續，討論遂成為扯不斷的線團，斷斷續續，難理頭緒。
特別是，一旦參照英語教育的“烈火烹油”，更讓輿論為之癲狂。很多論者提到英語的大行其道時似乎很不舒服，認為“從娃娃抓起”、“全民學英語”是對母語的偏廢，甚至連“崇洋媚外”的說法也出來了。但是，不能將語文的落寞遷怒于英語的火熱，更不能試圖以抑制英語來作為緩解不舒服的先決條件。不學好英語并不意味著必然就能夠學好語文，這應該是兩碼事。
語文涼熱，“不考”可能導致“不學”，教學考試作為語文教育的主渠道責無旁貸。不過，校園之外，語文其實就植根于每一個國人的心間，那是一個滲透、影響、移易、浸潤的過程，春雨潤物、大象無形。“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余光中的詩句為漢語蘊涵的人文精神做了生動注解。千年以降，中華民族以漢語體察世界、接納客體，并不斷豐富拓展著我們的精神世界。此種內心的蘊藉，往往正是語文的滋潤所在。套用余秋雨的話說，沒有哪一種考試能夠考出中國人那美麗的才華。
易言之，那種以為一考就可以定乾坤、不考就會江山易色的想法，不僅天真，更是一種文化上的狂妄。當我們在指責中學語文教育的“標準化”時，強調的是語文的文化傳承功能；而當我們指責大學招生不考語文時，往往又在強調語文的工具性。標準的游移正反映出心靈的干巴。悠遠的、美好的、精致的、粗獷的母語，其實已經在這樣的游移中被割裂為實用主義的工具。我們的心與承載千年文化萬里情懷的漢語之間，已經蒙了厚厚一層膜，靈動沒有了，鮮活消失了，彈指之間，卻不啻萬水千山。
我們看到，即以那些情緒激烈的語文衛道者而言，何嘗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上海律師“痛斥”高校不考語文，一上來就語氣粗暴，全無論辯風范。上海幾所高校回應爭議也是言不及義，“漢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僅僅幾所高校不考語文應當不會產生太大的社會引導效應”……讓人感覺這些高校人士思維之混亂。至于一些批評不考語文現象的論者，也不過高聲重復了一些常識而已。
社會也需要檢討，與傳統的學校教育相比，社會在漢語的使用上影響更大。政治上的語體沿用、套用、借用，以及由此產生的新八股文體的質木無文、套話連篇且不必說；那些粉絲無數的演藝明星，那些網絡風云人物，訪談類節目主持人，往往是大眾語文失范的始作俑者。然而，公眾很少能夠看到這些人物的個體努力、內心省察。我們總是說，語言是一個民族所必需的“呼吸”，是民族的靈魂所在，問題是，每一個中國人都不能自外于這樣的“呼吸”。
這樣的文化論爭可能會在某種程度上引起社會關注，卻也不能過于樂觀。因為在論爭中我們只是看到了對他人道德正確、義正詞嚴的指責，并沒有絲毫自責的意思。語文失落，為什么個體不反躬自省呢？“反求諸己”、“向內尋求”，正是漢語承載的中國文化的精髓所在。錯的何以都是別人？如此論爭，注定是風雨過后一切故我，就像此前幾次關于語文教育的討論一樣，并不會切實推動或改變什么。
據說，某年秋天，文化人王小波在北方某小城遇到一撥兒耍猴的人。“他們用太平天國楊秀清的口吻說：為了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滿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現在給大家耍場猴戲。”王小波說，猴戲當然沒看，我怕看到猴子翻跟頭不喜歡，就背上反對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罪名，也希望有人把這些順嘴就圣化自己的人管一管。同樣是文化人的梁文道就此點評道：“我們很喜歡在文化論戰的時候把自己捧得很高很神圣，占據道德高地。”在這場“不考語文”文化風波中，我似乎也隱約看到了那些走江湖者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