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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注定是后危機時代充滿變革的抉擇之年。全球化走到今天，面臨著諸多的挑戰，但是對于世界主要的經濟體，尤其是對于中國，唯有堅定不移地加入全球化的浪潮，坦然、自信地面臨全球化的挑戰，通力合作，才能使得全球經濟的航船在危機后繼續揚帆起航。
全球化的議題是多維的，囊括了南北對話、貿易保護、全球范圍的減少貧困，以及應對全球性的氣候危機等。在此，筆者想重點談一談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行業發展及相應的全球監管問題。在全球化關于金融業維度的宏觀方面，大致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全球性國際收支失衡的解決方案，以及各國如何實現金融行業的改革并更好地加深金融監管的全球化合作等問題。微觀層面，筆者以為，對我國而言，是如何在新的環境下實施我國金融行業的第二次改革開放的問題。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每當國際社會出現硬實力和軟實力發展的失衡之時，全球就將經歷一系列的動蕩，并在國際各大勢力之間重新洗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如何變革當前國際金融體系的問題上，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存在著明顯分歧。我們不必諱言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國家之間的對抗性和敵意。危機孕育變革，而變革則必然帶來沖突。這種利益上的分歧，只能通過對話和合作、利益上的交換和妥協才能得到妥善解決。合作發展才是新一輪全球化的趨勢所在。而更有效的國際合作，則需要中國以一種真正的大國心態，負責任地參與到國際經濟秩序重新建構的過程中。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擴大自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這就要求我國在人民幣匯率、貿易等問題上，制定一個更為長遠的目標。
西方國家的金融產業和監管體系在這輪危機中暴露出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相關國家和產業也積極地采取了應對措施，但更為深入的跨國合作和運用市場機制來修正完善產業發展的大趨勢沒有改變。對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政府加大了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然而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并未被推翻。過去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推動引擎仍將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繼續發揮作用。任何行政的單邊的保護措施，和以鄰為壑的政策都只能增加對抗，都不可能在中長期成為普遍的政策。西方國家在危急情形下的一些應急之策，并不能成為我國在進一步深化改革中強化政府干預市場的依據。
我們要在轉變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長遠目標和GDP增長、就業增長等短期目標之間求得平衡，在政策運用上就不僅顧及“近憂”，更要擔心“遠慮”。如何實現政策目標的預期，順利地轉化經濟增長方式，就在于我們能否抓住新一輪全球化的機遇，深化以金融產業為代表的高附加值服務業。金融產業作為一個戰略性產業，如今已成為我國未來經濟轉型與增長的命脈。而金融產業的發展則要求我們用更為開放的姿態，充滿自信地“走出去”，更大膽地把國際資本“引進來”，通過對金融產業這一核心戰略產業的發展，實現中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可以說，金融產業的改革開放，對我國的影響，將毫不遜色于過去30年中對外國產業資本的開放和我國制造業的升級。人民幣的國際化努力，大陸資本赴臺的啟動，都是我國金融國際化的一個初步的政策試水。筆者以為，在這方面的步伐，似乎還應邁得更大一些。
這一輪全球化的浪潮，遠比上一次來得更為深入。除了宏觀層面的戰略考量之外，對我國而言，改革金融體系顯得越來越迫切。如果說，全球化過程中，我國要以積極開放的心態，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在金融領域密切合作，那么，我國自身金融行業的改革發展則是這一開放戰略能夠成功推進的根本。我國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從業人員的專業素質，配套的金融教育體系，以及相應的市場監管體系，無不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相當大的差距。金融危機的發生，不應成為我國金融產業發展的桎梏。對我國而言，不是金融產業的發展過度，而是金融產業的發展不足。不論是在制度創新，還是在產品創新上，中國的監管機構都應采取大力推動的態度。用改革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是我國30年來改革開放成功的秘訣。因此，鼓勵創新，保護創新，用更為完善的監管體系來消除創新發展中的灰色地帶，用更為國際化的監管合作使我國的金融體系與國際更為接軌，才是真正意義上實現我國金融產業的后發優勢。
（作者系英國約克大學金融學博士，現任教上海大學國際工商與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