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全球逐步從經濟危機的衰退中走出，邁向經濟復蘇與結構重構的征程。然而，讓人憂慮的是，近100年來全球能源消耗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遞增，由于大量碳基能源的消耗而引發的溫室效應、環境惡化和全球生態系統的持續性退化，正使全球遭受更加嚴重的能源危機與環境危機。因此，如何構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能源系統，如何實現“經濟－能源－環境”協調發展的3E模式就成為應對三重危機的唯一通路。從這一意義上講，此次經濟危機不僅是經濟循環調整的結果，也意味著世界已進入“產業文明變革期”的新時代。
所謂“3E”模式，是日本最早為應對能源(Energy)、環境(Environment)與經濟(Economy)發展的三重矛盾而提出的。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主要能源消耗大國之一的日本，自然資源匱乏，石油、煤炭及天然氣等主要能源的自給率僅4%左右，日本所需石油的99.7%、煤炭的97.7%、天然氣的96.6%都依賴進口，特別是兩次石油危機后日本經濟遭受重創，因此，基于“能源安全、經濟增長、環境保護”的3E準則，日本加快能源結構調整，發布《京都議定書》框架下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書”；實施能源多元化戰略，編制《新國家能源戰略》，實現從超量地使用可枯竭的高碳能源轉向清潔的、低碳能源的規模化開發利用，從傳統的常規能源開發利用轉向新興能源的技術創新，并確定了爭取到2030年前將全國的整體能源使用效率提高30%以上的戰略目標，可見，基于“3E”的戰略轉型已成為日本經濟新格局調整的關鍵因素。
當前低碳經濟已經成為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競爭和利益格局調整的主戰場，中國必須加快經濟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實現基于“3E”的戰略轉型。然而就現實情況而言，我國的能源－經濟－環境系統總體協調程度偏低，能源與環境、環境與經濟間的矛盾突出。首先，從能源系統與環境系統的矛盾看，我國能源綜合利用效率約為33%，比發達國家低10個百分點；單位產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多；主要產品單位能耗平均比國外先進水平高40%。傳統的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決定了能源生產和消費中排放大量的廢氣、水、固體廢物等污染物造成了環境質量的急劇惡化；其次，經濟發展與能源生產消費間也反映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一是我國能源消費增長速度高于GDP增長速度，能源供應方面時常發生“電荒”、“煤荒”現象；二是整體上工業的發展并未擺脫低效、高耗能的局面。同時，能源價格卻鼓勵了企業對高耗能或低效率行業及設備、技術進行投資十分不利于工業結構的調整，我國當前能源消費結構和方式造成環境污染嚴重從而引發的經濟損失已經占到GDP的2%－3%；三是在產業結構層面，我國以工業特別是以碳基為主的重工業化產業結構極為突出。自1991年重、輕工業的比重開始逆轉以來，我國工業化就進入了以重化工業為主的發展階段，能源生產效率和綜合利用效率低，資源消耗強度大，低碳產業經濟總量比重低，低碳產業結構所要求的服務業占比還不到40%，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的任務十分艱巨。四是能源、資源、環境的公共性與不明晰的產權安排，環境、能源／資源利用中廣泛存在著的外部不經濟性環境、能源／資源不完善的市場與價格機制實現經濟外部均衡的資源要素投入效益難以衡量。
近期我國已經確定碳減排的遠景規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因此，建立能源與經濟、環境協調發展的復合經濟系統和政策保障體系已刻不容緩。中國下一步的戰略重點一方面要確保能源安全、提高能源效率、積極開發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資源(包括太陽能、潮汐能、波浪能、海流能、風能、地熱能、生物能、氫能、核聚變能等)，加速構建一個可持續的能源系統，促進能源經濟總量平衡、結構優化和效率提升；另一方面要完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建立合理的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通過征收環境稅和資源稅，彌補能源資源開發帶來的生態環境損失，通過積極構建涵蓋能源消耗、生態環境和經濟增長在內的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加速推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3E”模式。
(作者系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