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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別打著農村孩子的旗號反對高考改革》一文中，作者謝小慶開門見山地寫道：“仔細閱讀了《中國青年報》1月5日、6日關于高考改革的兩個整版的文章，我有一些不同觀點，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中國青年報》1月18日）
謝小慶的觀點是“考試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試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因而，他反對打著農村孩子的旗號反對高考改革。而我認為，犧牲公平的教育肯定也是犧牲效率的教育，如果大學包括名牌大學中農村學生的比例越來越低，那這樣的教育肯定出了問題。
謝先生說：“30年前，我們為什么要恢復高考？顯然是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與原來的‘推薦方式’相比較，考試方式明顯有利于城鎮居民而不利于農村居民。與‘推薦方式’相比，恢復高考以后城鎮居民的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明顯提高。”也就是說，他認為“文革”期間的推薦制度是一種比較公平的招生制度，只是效率不高而已。
僅從農村學生的比例看，推薦制度似乎比較公平。但當時能被推薦上大學的大多是干部子弟，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要進大學極難，特別是所謂出身不好的孩子。著名記者范長江的兒子范東生在回憶當年的改革時就說：“當時心里一點兒把握都沒有（當時他的父親尚未平反），但是事實證明，這個高考制度給青年人的機會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樣。”
同時，謝先生認為：“大學中農村孩子比例下降是事實。這一事實是發生在高考‘巋然不動’的情況下，而不是高考改革造成的。引起溫總理關注的‘農村孩子上大學比例下降’的問題，并不是高考改革的結果，而是僵化、陳舊的高考制度造成的。”既然謝先生認為大學中農村孩子比例下降是僵化、陳舊的高考制度造成的，那符合邏輯的結論應該是通過高考改革，農村孩子比例應該上升。可仔細閱讀謝先生文章，得出的結論似乎是高考改革是為了提高教育效率，可以不必考慮農村孩子在大學中的比例。
農村孩子與城市孩子的差別，并不在天分而在后天所受的教育。對于農村孩子而言，即使考分低一點，即使現在去面試沒有出色表現（說普通話沒城市孩子好，英語口語沒城市孩子標準，知識面比城市孩子窄），如果能讓他們進入高校，同樣可能成為高素質人才。可由于教育制度有問題，很多農村孩子被關在大學校門之外，這既不公平，也影響了效率。
最后，我想引用一個德國人的話作為文章結尾：“中國的高考需要改革，但是萬萬不能這樣改革，不能動搖公平的基礎”，“那些農民不僅僅是個數字，他們是活生生的人，不僅僅有才華，也有理想。他們可以不滿足自己的理想，但是國家一定要給他們一個機會，哪怕這個理想很遙遠，但是一定要有一個公平的渠道，讓他們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