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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拐點在2009年第三季度就已出現，那么2010年美國經濟勢必將迎來新一輪的復蘇
新的短周期、中周期和長周期的漸次展開，決定了美國經濟2010年將“先抑后揚”
2010年到了，美國百年難遇的金融危機似乎也畫上了休止符。甚至，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3日召開的會議上開始表示，美聯儲必須對加息持有開放態度。情況究竟怎樣呢？
拐點在2009年第三季度已出現
第一個問題是，2010年美國經濟真會“拐彎”嗎？
最知道答案的人還沒有告訴我們答案。
確定美國實體經濟波峰和波谷的權威機構是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的BCDC（Business Cycle Dating Committee，經濟周期確定委員會）。NBER有一個原則，即始終堅持“不做任何預測”，僅依據可靠的歷史數據進行周期評判，因此從危機后波谷真實出現的月度到NBER判定其為波谷的月度，可能存在6到18個月的時滯。
而對于這個問題，筆者嘗試用數理方法先于NBER進行一個研判。
筆者利用馬爾可夫區制轉換模型（Markov Switching Model）來測算實體經濟處于擴張狀態的概率，這個概率突然減小至邊界點以下的時點就是經濟波峰出現的時點，而突然躍升至邊界點以上的時點就是經濟波谷出現的時點。漢密爾頓曾用馬爾可夫區制轉換模型測算了1953~1984年間美國經濟周期的拐點，筆者則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研究，用1947年第二季度至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實際GDP的數據測算了美國經濟周期的拐點。實證結果顯示，筆者測算的拐點與NBER此前公布的拐點具有較高的擬合度，表明測算結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根據計量軟件輸出的結果，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處于擴張階段的概率，從前一季度的92.51%躍升至99.33%，表明這一季度是馬爾可夫區制轉換模型預測出的周期拐點。
既然拐點在2009年第三季度就已出現，那么2010年美國經濟勢必將迎來新一輪的復蘇。
從經濟周期看：呈先抑后揚特征
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是，2010年的復蘇又是怎樣的一種復蘇？
坊間的一個共識是，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2010年的復蘇都將是一個漸進、曲折和緩慢的過程。
2010年上半年，前期刺激政策的滯后效果雖漸次縮小，但還將助推經濟增長，“再庫存化”將通過投資引擎給美國經濟輸入額外動力；下半年，政策刺激的增長貢獻可能將微乎其微，但家庭資產負債表的漸次改善和消費模式的逐漸回歸，有望推動美國消費主引擎重回正軌，勞動生產率未受危機創傷、金融體系能力恢復等一系列深層因素的長期增長效應，也將逐漸得以發揮。
在復蘇基調確認的背景下，2010年美國經濟復蘇揮之不去的陰影，則是失業率難下10%的尷尬，政策跟進沒能銜接政策退出的無奈，美元中期強勢難保貿易貢獻的趨勢，以及醫療改革激化財政失衡的可能和不確定性破壞周期穩定性的風險。
某種程度上看，復蘇只是對危機中大幅衰退的一種校準，相對于危機前，無論是潛在增長水平還是實際增長水平，2010年都將是較為疲軟的一年。考慮到2009的深度衰退留給了2010年一個“百年難遇”的低起點和小基數，在看每一個2010年增長數據時，我們可能都要避免陷入樂觀的“數據幻覺”。
但與此同時，我們似乎也不必對美國經濟失去信心。從Bloomberg對美國2010年四個季度實際GDP增長的預測中值看，2.65%、2.7%、2.8%和2.95%，正好構成了一個完美的上升通道，這似乎意味著美國經濟復蘇從結構上看是一個不斷趨強的過程。
為了確認這一“先抑后揚”過程的可信度，筆者利用多種數量方法，對美國1854年以來的經濟增長數據進行了較為復雜的處理，從經濟周期的視角來觀察美國經濟未來的結構變化。
綜合筆者歷史實證研究的結果，金融危機對美國實體經濟運行產生了深遠影響，2009年美國經濟已處于1854年以來第33個短周期的收縮階段、1947年以來第6個中周期和第2個長周期的衰退階段的谷底，三條周期弧線出現“相切”現象。
這一罕見現象同時意味著，金融危機可能將導致美國經濟在2010年檢驗并跨越最新的經濟波谷后，同時進入一個新的短周期、中周期和長周期。由于消費引擎的均衡回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和行業結構的調整需要較長時間，且在全球博弈日趨激烈的背景下，貿易引擎的作用提升具有較大不確定性，美國經濟短周期中的復蘇將具有力度較弱和波動較大的特征，甚至可能出現超預期反彈后的“二次回落”。而由于透支式增長有望回歸均衡、消費和貿易主引擎協力促進增長、微觀行業的國際競爭力有望提升，美國經濟中長周期中的復蘇可能將更趨穩健和強勁。
新的短周期、中周期和長周期的漸次展開，決定了美國經濟2010年將“先抑后揚”。
美元可能尚未中期轉強
最后一個留給2010年的疑問是：美元作為美國經濟的貨幣反映，又將呈現怎樣的走勢？
實際上，2009年12月，美元匯率已經觸底反彈。筆者以為，美元短期升值的原因在于：
其一，迪拜事件導致市場對主權債務危機充滿擔憂，風險偏好的再度下降助推美元升值；
其二，由于主權債務危機的傳導路徑將是從新興市場到歐洲再到美國，所以歐洲已取代美國成為未來主權違約風險擴散的關鍵區域，風險分布的結構變化推動美元升值；
其三，由于美國經濟反彈存在“超預期”特征，2009年12月發布的美國經濟月度數據明顯好于其他發達經濟體，市場對美聯儲較早加息的預期進一步增強，加之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高于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因此流入美國市場的國際資金大幅增加，進而推動美元升值；
其四，由于2009年12月是年底，且美國利率上升的預期不斷增強，此前大量融入美元的攜帶套利交易（Carry Trade）施行了平倉操作，市場行為推動美元升值。
而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此番美元短期升值是否構成中期趨勢由弱轉強的拐點呢？
筆者以為，這取決于決定美元匯率中期趨勢變化的關鍵路標。對此，市場人士傾向于將美聯儲加息作為路標。而筆者認為，加息是金融領域決定美元中期匯率趨勢的關鍵路標，而實體經濟領域的關鍵路標則是美國消費。從美元之于美國經濟的戰略意義的變化來看，當下的弱勢美元符合美國利益，而其戰略意義的下降將以2010年中消費主引擎的恢復為轉折點。因此，美國消費對增長貢獻重回歷史高水平，將是鑒別中期強勢美元出現的關鍵路標。
因此，目前的美元反彈可能還不能看作是進入了中期轉強階段，而可以想見的是，在2010年，美元匯率雖無法擺脫長期貶值的大通道，但依舊會在美國消費回歸均衡水平后展現出一段中期強勢。
（作者系金融學博士金融研究所分析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