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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次貸危機自2007年5月爆發以來已經給世界各國的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影響，全球經濟更是陷入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
回顧過去30年以來所發生的歷次金融危機，筆者發現，危機爆發之前無一例外地出現金融部門的過度膨脹，并且這種部門自我擴張的趨勢近年來又呈現出加速的態勢。
更值得重視的是，緣于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和利益沖突的金融危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密集地爆發，對實體經濟的沖擊也越來越強烈。從20世紀80年代儲貸危機中美國儲貸協會的冒險放貸，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行為，到20世紀90年代末新經濟泡沫中華爾街投資銀行的盲目樂觀和機構投資者的狂躁投機，再到21世紀次貸危機中各類金融機構（包括放貸機構、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評級公司等）的“貪婪”和“冒險”，金融中介的利益沖突行為已經從個別金融機構蔓延至整個金融部門。
過去30年間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機背后，筆者發現了危機頻發的主要誘因往往不在于經濟周期或是實體經濟的惡化，而更多的是金融部門的利益沖突（或者說是貪婪），引發金融部門的自我膨脹，繼而催生資產泡沫并引發金融危機。
深入分析“大蕭條”以來的歷次金融危機，筆者發現金融部門存在著一種自我膨脹的機制。20世紀80年代，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浪潮席卷全球，利率自由化和匯率的自由浮動，加劇了金融市場風險，激勵金融機構進行金融創新以更好地管理風險，但以日新月異的金融衍生工具創新為代表的金融工程化和金融衍生化在管理金融風險的同時也加劇了市場的信息不對稱，這使得大量普通投資者只能越來越依賴于各種金融機構的“中介”和“代理”服務，金融部門開始迅速膨脹，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金融中介的金融創新本身加速了金融部門的自我膨脹。
隨著越來越多家庭和個人投資者將資產委托給金融中介，金融市場演變為一個由代理人（各類金融中介和機構投資者）主導的市場。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的目標函數不一致，激勵機制不相容，使得作為代理人的金融中介的利益沖突行為難以避免，而越來越復雜的金融工具和投資策略進一步加劇了市場的信息不對稱，這也進一步拓展了金融中介進行道德風險行為的空間。
作為代理人的各類金融中介及其人格化代表——金融高管，他們的收入又取決于委托資產的規模和交易規模，這就使得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的金融中介和金融高管具有不斷擴大資產規模和交易規模的沖動，金融部門由此呈現出不斷自我膨脹的趨勢。
而金融部門的自我膨脹又為各級金融從業人員提供遠高于其他行業的薪酬收入，這又激勵大量社會精英進入金融行業，激活更多的金融創新，于是，金融模型更深奧了，金融工具更復雜了，市場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也就更加嚴重了，金融投資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于是，更多家庭和個人投資者，甚至包括部分機構投資者也退出市場，將資產委托給各種金融中介，金融部門進一步膨脹……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自由化思潮下金融監管的放松甚至缺失，在某種意義上又放松了對這種自我膨脹的有效約束。這也是為什么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發，并且越來越多的危機爆發根源于金融中介的利益沖突（或者稱為道德風險），而引發金融危機的利益沖突正逐漸由某類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向整個金融行業的利益沖突行為轉變。
金融部門的自我膨脹機制也啟示我們：隨著金融部門的迅速擴張，金融市場已成為一個由各種金融中介和機構投資者等代理人主導的市場，金融市場天然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委托代理雙方之間難以避免的激勵不相容使得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已經成為金融市場上除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外更為嚴重的風險。
金融從業人員道德風險行為有效監管，是市場風險、信用風險等其他風險有效管理的前提和基礎。次貸危機的爆發宣告格林斯潘曾經認定的“金融機構出于自身利益會盡其所能保護股東的利益”觀點只是監管者一廂情愿的美好愿望，純粹的市場力量無法有效制約金融高管的貪婪和冒險，也無法有效遏制金融部門的自我膨脹。這就要求監管當局應加強對金融部門的金融監管和宏觀調控，將虛擬經濟控制在合理的邊界范圍之內，避免金融部門的過度膨脹對經濟增長產生消極負面的沖擊。
（作者系廈門大學金融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