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今年年初開始，國內包括鋼鐵企業在內的多家大型企業或投資公司紛紛開始收購國外鐵礦石公司股份，到目前已有包括鞍鋼、武鋼、寶鋼以及民營的沙鋼等多家鋼企基本完成對國外鐵礦石公司的投資或控股談判，另有多家仍在洽談中。當然，還有一些類似的控股談判由于種種原因擱淺，或已失敗。但不管怎么說，收購國外鐵礦石企業股份，是國內鋼鐵企業應對國際鐵礦石價格波動風險的正確選擇。
回想2006年鐵礦石價格猛漲嚴重影響國內鋼鐵企業正常經營時，我們的做法是希望通過談判來爭取鐵礦石的定價權，以為可以用需求來影響價格，但幾輪談判下來，我們逐漸明白，所謂爭奪定價權的想法恐怕是一廂情愿了。也正是從那時起，我多次在上證報撰文，呼吁放棄爭奪定價權的幻想，轉而以控股國外鐵礦石企業，以建立屬于我們自己的風險自然對沖體系的方式，來應對國際鐵礦石價格的波動。
之所以反復強調控股鐵礦石企業是應對國際鐵礦石價格風險的正確選擇，根本的出發點，還在于現代企業經營的根本目標。國內很多企業往往以追逐利潤為己任，處處以“邊際收益大于邊際成本”為經營決策根本出發點，于是，一遇到成本上升或產品價格下降就顯得步履維艱。實際上這是個相當落后的經營理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經營目標理所當然是追求市值最大化，而非利潤。而企業市值的高低，直接反映企業應對風險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狹隘地規避風險，而是合理運用：盡量排斥不利的風險，盡量保留對自己有利的風險。
然而問題并不是這樣簡單，有利的風險和不利的風險，不是兩枚截然相反的硬幣，想扔哪個就扔哪個，它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留下一面后，另一面也必然如影隨形，這就意味著當我們排斥不利的風險時，可能給我們帶來更大價值的機會也被一同排斥掉了。在現有的風險管理產品中，期權似乎解決了這對矛盾，但由于期權本身是有代價的，它的代價實際上已包含了你所希望排斥掉的風險的價值。于是，如何在保留有利的那一面的同時，自如地應對不利的另一面就成了企業管理者必須面對并且解決的問題了。
解決之道在于風險的自然對沖體系，即不付出額外代價，即可創立一套期權體系，收購鐵礦石企業股份的構想，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之上。假如寶鋼集團控股澳大利亞某鐵礦石集團，對于寶鋼來說相當于獲得了一項買方期權（注意，這項買方期權并不需要寶鋼付出額外代價），可以從鐵礦石價格上漲中獲得價值。與此同時，原來寶鋼集團的那些高爐就此變成了賣方期權，可以從鐵礦石價格的下跌中獲得價值。這樣的風險應對路徑，當然就是企業的價值提升之路。因此，對于時時面對鐵礦石漲價威脅的國內鋼企來說，控股鐵礦石企業比沒有替代選擇條件下的談判不知要有效多少倍。
但這條路肯定不會一帆風順，國內多家企業收購澳大利亞鐵礦石企業遇阻就是很好的證明。拋開政治、外交因素不談，科學不是哪些人獨有的，你明白的道理人家也一樣明白。年初以來，來自澳大利亞政府甚至軍方的反對聲音說明，人家是很明白我們的用意的。那么，假如接下來類似控股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國內鋼企又如何應對？已經控股的鋼企是否已萬事大吉了呢？
首先，對于尚未實現控股鐵礦石企業目標的國內鋼企，不必傻等，繼續努力的同時也應考慮以其他途徑完善自身能力，比較可行的路有兩條：一是通過現有金融市場工具來復制想要得到的股份，這至少在理論上是成立的，比如用鐵礦石企業股票的期權頭寸加上一定比例的所在國國債頭寸，或者用鐵礦石期貨加上與鐵礦石企業股權收益相關的工業指數基金頭寸等辦法實現復制的目的；二是投資到其他與鐵礦石價格風險相關的資產頭寸中，比如海運指數等金融產品，甚至直接控股海運公司，同樣可以達到類似效果。
其次，對已成功控股海外鐵礦石企業的國內鋼企來說，控股不是風險自然對沖體系的全部，更不是企業價值管理的盡頭。20%左右的控股比例似乎足以抵御明年33.3%的鐵礦石漲價幅度，但從更長遠來看，鋼鐵企業的價值之路漫長而艱辛。根本哈根會議也許還不會通過足以打壓高排放產業的協議，但是低碳經濟已是不可逆的趨勢，加上個別國家已開始征收碳關稅或實施貿易保護措施，這些都在制約著高能耗、高排放的鋼鐵行業的未來。除了國家從宏觀層面上推進的企業整合外，企業還需在微觀層面上未雨綢繆：下一步的價值管理戰略應向低碳產業投資轉化，一面在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上加大投入力度，一面繼續尋求控股海內外減排技術企業和機構，構建更大范圍的風險自然對沖體系，以確保在企業短期難以轉型、國際決議隨時可能發生的不利局勢下，企業價值能有穩定發展。
（作者系哈爾濱商業大學金融學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