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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陷于“百年一遇”危機中的世界經濟近期似乎否極泰來。復蘇的言論已不絕于耳,復蘇的證據也在不斷出現。然而,眼下的復蘇也許只是危機后低水平上的“超跌反彈”,世界經濟是否已重回可持續復蘇之路,目前難有定論。
一重迷霧:金融緊縮松幾許？
隨著去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始于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危機開始橫掃全球。其后,金融、消費領域的“去杠桿化”引發產業領域的“去庫存化”,總需求的大幅萎縮導致總供給急劇調整,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最終降臨。
在這一過程中,金融市場的急速收縮使世界經濟深度“缺血”。不過,在雷曼引爆金融危機一年后,從主要資金和風險價格看,緊縮情況已大為緩解。
作為市場浮動利率基準的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ＬＩＢＯＲ）目前已處在歷史最低水平。一年來,ＬＩＢＯＲ變化巨大。3個月美元ＬＩＢＯＲ的峰值出現在去年10月份,達到4．825％,目前則大幅回落到0．325％左右的水平。另一個核心指標ＬＩＢＯＲ－ＯＩＳ（隔夜指數掉期）息差也從一年前364個基點的歷史最高位降至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界定的25個基點以內正常區間。
在經歷了2008年的極度風險厭惡后,最近半年來資金的風險偏好逆轉明顯,瑞銀集團最新公布的全球風險偏好指數已經回升到“傾向嘗試風險”區域,接近危機前的水平。隨著市場條件好轉,中等規模的并購消息近期不斷傳出。
資金由緊轉松的變化,首先得益于全球各主要央行超常規貨幣政策的實施,市場由此獲得充足的流動性和信用注入。以美國為例,美聯儲當前的資產負債表下可以看到金額龐大的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定期資產支持證券和商業票據等,這意味著眾多機構通過向美聯儲出售或抵押這類風險資產獲得大量資金。在銀行系統主導的間接融資渠道并不順暢的情況下,隨著市況好轉,美國深廣的資本市場也為其他方式的融資提供了條件。
但是應該看到,目前美國銀行類機構的狀況仍不樂觀。雖然第二季度美國各主要銀行業績環比有較大改善,但其背后是會計準則變化、壞賬特別處理等因素。目前,銀行體系的整體資本充足率依然不足,“有毒資產”仍懸而未決,過去曾創造超額利潤的盈利模式無以為繼,商業地產和信用卡領域有可能成為新的風險源頭。這些都使銀行系統業績增長的可持續性受到懷疑。
從美聯儲最近一期的銀行高級信貸主管調查中可以看出,多數銀行仍在、并將繼續對企業和個人借貸維持高門檻。同時,由于市場前景不明朗和財富縮水等因素,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欲望明顯低于歷史平均水平。
目前,如何看待金融信貸因素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復蘇的影響,各界存在分歧。瑞銀集團美國首席經濟學家毛瑞·哈里斯認為,銀行系統問題不會明顯阻礙美國的經濟復蘇。而另外一些學者則指出,銀行體系對任何經濟體都舉足輕重,如果不能恢復正常,就會限制貨幣供應的乘數效應。各央行輸入的大量資金“血液”就不能順暢反復地流動于整個經濟系統之中。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金融系統崩潰或已避免,但金融市場問題遠未解決。
二重迷霧:消費重啟待何時？
今年第二季度以來,美國和英國經濟的下滑速度明顯放緩,日本、德國和法國經濟已恢復增長,以中國為首的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開始加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耶·布蘭查德認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已經開始”。不過,細查之下,這種復蘇很可能是低水平上的反彈,而非實質性好轉,其主要依賴的是生產部門極度收縮后的庫存重建和政府的大規模財政支出。
美國經濟數據“看上去很美”,實際國內生產總值（ＧＤＰ）從第一季度的萎縮6．4％大幅改善到第二季度的萎縮1％。但如果與去年同期相比,第二季度仍收縮了3．9％。而且,ＧＤＰ構成中最重要的個人消費支出雖然在第一季度出現意外增長,但第二季度再次萎縮。
有專家指出,如果消費不能重啟,經濟難以進入自主增長的軌道。但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決定消費的首要因素——可支配收入的現期情況不佳,預期也不樂觀。金融和房地產投資產生的財富效應也已明顯削弱,消費回暖很難一蹴而就。
以美國為例,今年以來該國消費者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月度變化波動不定,6月、7月連續出現了負增長,7月份消費信貸按年率也出現34年以來的最大降幅。此外,危機前幾乎不存錢的美國人現在把近5％的收入儲蓄起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認為,美國的家庭儲蓄率可能會升至7％－9％。
人們不花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市場形勢嚴峻。8月份美國失業率達到9．7％的26年來最高點,多數經濟學家預計未來數月該指標將持續走高,年底會突破10％。盡管失業率一般被看做滯后的經濟指標,但就業市場的持續疲軟仍會使消費者產生負面預期,進而壓縮支出。8月份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美國31％的工人擔心被裁,去年同期這一比例僅為15％。
不僅在美國,全球范圍內多數經濟體都在承受“失業之痛”。歐元區的失業率在7月份升至9．5％,為10年來最高點。日本的失業率則在7月份升至5．7％的歷史最高水平。日本政府9月份的最新月度經濟報告罕見地突出了失業問題。“無就業復蘇”的字眼已頻繁見諸媒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在剛剛結束的二十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說,如果處理不好,失業問題將對經濟產生新的沖擊。
三重迷霧:刺激計劃怎退出？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截至今年6月份,二十國集團成員為應對危機而承諾的各類經濟刺激計劃涉及的資金總規模已經接近12萬億美元,這其中包括了擴張性貨幣政策和刺激性財政政策的各項內容。
在危機高潮期,全球主要央行聯手大幅下調基準利率,美、英等國貨幣當局更采取了不尋常的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央行從最后貸款人變為第一貸款人,向金融系統和實體經濟注入大量基礎貨幣,維持了金融穩定和市場信心,避免了全面崩潰局面的出現。
在財政政策上,各國政府也不遺余力。美國本財年財政赤字預計將達1．58萬億美元,占當年ＧＤＰ的12％。英國本年度財政赤字將達到1750億英鎊（1英鎊約合1．65美元）。日本的年度財政支出預算規模也達102萬億日元（1美元約合95日元）。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強力“藥方”在大病之際不可或缺,但也有很大“副作用”,如果不能被妥善調和,重疾初愈的世界經濟在康復的過程中可能“虛不受補”,出現新的疾患。
這其中,通脹就是一個重大風險。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就警告說:“盡管深度衰退帶來的短期陣痛非常劇烈,但兩位數的通脹造成的長期后果才是毀滅性的。”在他看來,現在美國的通脹風險甚至較上世紀70年代危機時更高,當時通脹率一度接近15％。
此外,目前條件下各國的巨額財政赤字無法依靠加稅扭轉,只能憑借債支撐。沉重的公債負擔將推高長期利率,增加整個經濟運行的成本。對此許多市場人士表示了深度擔憂。穆迪公司資深副總裁克里斯廷·林多就呼吁警惕公共財政危機爆發的風險。
正因如此,國際機構、各國政府以及研究人士對建立“退出策略”已有普遍共識。但“退出策略”真正的難點在于實施的時機和尺度。晚退出,退出不徹底,可能會導致通脹風險加劇;早退出,收縮過度,又可能釜底抽薪,危及復蘇進程。決策者無疑面臨兩難選擇和重大挑戰。
目前,主要發達經濟體政府仍認為,應在一段較長時間內保持寬松政策,危機環境下防止二次衰退比預防經濟過熱更為現實和重要。但回溯歷史,高通脹和資產泡沫的形成往往與此前的決策遲鈍和偏差相關。
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聯儲長期實行低利率政策,促成了美國房地產的畸形繁榮,為本輪危機埋下種子。雖然說目前全球需求不振,但作為成本因素的大宗商品價格今年已經出現強勁反彈,有些品種價格甚至創出新高,這可能為通脹壓力的形成提供條件。目前,一些經濟情況相對較好的經濟體已經開始把政策重點轉向預防通脹風險。8月份以色列央行在全球率先宣布調高利率。美林證券國際經濟研究主管里卡多·巴別埃里預計,未來數月澳大利亞、韓國和印度可能開始升息。
伴隨全球經濟危機的退潮,各貨幣當局的政策方向開始出現異化,這將對各經濟體的匯率、資產價格和外貿等產生影響,從而導致更多的政策博弈出現,進而為全球經濟帶來新的變數。
四重迷霧:復蘇之途幾波折？
在復蘇之勢漸起之際,對全球特別是發達經濟體的前景預判可謂眾說紛紜。Ｖ形、Ｕ形、Ｗ形、Ｌ形等種種路徑的提出,正說明本次復蘇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
樂觀派認為,一系列數據的明顯好轉說明目前的復蘇強勁有力。不少商業研究機構近期發表報告,認為美國經濟Ｖ形反彈的幾率明顯增加。
不過,在白宮經濟顧問勞倫斯·薩默斯等許多美國經濟高層人物看來,Ｖ形走勢的可能性不大。成功預測本輪危機的紐約大學教授努里爾·魯比尼也指出,最初幾個季度,美國經濟會在重新補充庫存和產出從接近“大蕭條”水平回升的拉動下快速增長,之后將出現寬Ｕ形走勢,今后幾年內經濟都將活力不足,而且不排除二次衰退的可能。
對于未來全球經濟復蘇的動力之源,各界也意見相左。卡恩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認為,在世界各大經濟體中,美國經濟將率先復蘇,其他經濟體將跟進。但林毅夫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則認為,在當前各大經濟體中,中國經濟已率先復蘇,而且與以往情況不同的是,新興經濟體正成為牽引世界經濟復蘇的火車頭。
有專家指出,即便發達經濟體需求恢復到正常水平,未來需求進一步擴大的條件也不充分。危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的透支消費模式已經出現轉變,在人口增長乏力、資本和技術因素沒有出現突變、財政約束、新消費誘因沒有建立的情況下,發達經濟體再現經濟繁榮并非易事。
那么,未來全球需求增加的動力恐怕仍需從新興市場尋找。考慮到經濟發展進入重要轉型階段、消費和產業升級、投資活躍度上升、儲蓄水平很高等因素,未來新興市場的增長空間仍然巨大。
瑞銀新興市場首席經濟學家喬納森·安德森日前估計,即便是在危機后的低水平上,未來5年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年均增速也將僅有1．5％到2％。而新興經濟體的年均增速有望達到5％到6％,亞洲（除日本）更有望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
長期看,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再度繁榮或將更多取決于“增量”而非“存量”的變化。以“金磚四國”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將對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