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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格力案”鬧得沸沸揚揚。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紛紛以各種形式表達了對該案的關注。從各方的評論來看，對國家、人民的熱愛可謂真切，對公平、公正的呼喚可謂急迫，對潛規則、腐敗的痛恨可謂切膚。眾說紛紜之下，似乎缺乏對本案最基本事實的追究和認定，對于基本判斷的冷靜思考，以及對于政府采購專業基本知識的了解和尊重。
無論是“政府”還是“采購”都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詳的事物或事件，于是“政府采購”也似乎順理成章地成為一個不需要太求甚解，人人都可以根據日常經驗進行判斷和評論的領域，于是“選擇2100萬而不是1700萬”就成了一個天大的笑話，就必然是“潛規則”，成了社會各界口誅筆伐的對象。然而也就是因為前面的“政府”兩字，使這個“采購”不同于企業和個人的采購，有了它必須遵循的法律、規則和程序，以及評判相關事件所應當具備的專業知識。本人無意為原、被告任何一方說理，也無意在宣判之前的關鍵時刻干擾司法公正，而僅僅希望借此議題以及社會各界對政府采購的關注的時機，普及一些政府采購的基本常識，供大家在判斷和評論時參考。
投標價與評標價
投標價是指供應商在投標文件中報出的價格。如果采購內容比較復雜，由于供應商對招標文件理解上的差異或者疏漏等原因，導致供應商在投標文件中的響應情況與招標人在招標文件中闡述的實際需求有不一致，而這種不一致又沒有大到導致廢標的情況下，評標委員會將在評標階段對各個投標文件的投標價格在折扣、算術性修正、供貨范圍等方面進行調整，以使各投標文件能在招標文件所確定的同一水平線上進行比較。這個調整后的價格叫評標價。
評標方法
在拍賣中，出價最高的人一定能買到賣品；而在招標中，報價最低未必能贏得合同。這是因為，招標所要購買的內容往往比較復雜，采購人既有對其價格方面的需求，也有對性能質量以及商務方面的需求，即同時具有技術性和經濟性，評標時往往需要進行商務、技術和價格的綜合評判。目前政府采購中，采用最低評標價法、綜合評分法和性價比法是法定的評標方法。
最低評標價法是指以價格為主要因素確定中標候選供應商的評標方法，即在全部滿足招標文件實質性要求前提下，依據統一的價格要素評定最低報價，以提出最低報價的投標人作為中標候選供應商的評標方法。這種方法適用于標準定制商品及通用服務項目，使用時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要全部滿足招標文件實質性要求；第二，這里的價格是評標價而不是投標價，第三，不接受低于成本價的投標。
對于非標準化的貨物和服務，通常采用綜合評分法，是指在最大限度地滿足招標文件實質性要求前提下，按照招標文件中規定的各項因素進行綜合評審后，以評標總得分最高的投標人作為中標候選供應商或者中標供應商的評標方法。綜合評分的主要因素通常包括：價格、技術、財務狀況、信譽、業績、服務、對招標文件的響應程度等等。可以看出，價格因素肯定是評標因素之一，甚至可以是最重要因素，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因素。也就是說，價格最低既不是中標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
性價比法在采購實踐中使用較少，因篇幅所限，在本文中不再詳述。
需要指出的是，評標方法的選用以及各項評標因素及其權重，需要事先在招標文件中闡明。這是政府采購公開性的體現。
實質性響應與“星號條款”
根據政府采購法及其相關的配套法規，無論采用哪種評標方法，投標人要想中標，其投標文件必須滿足招標文件中規定的實質性要求。政府采購法還規定：投標人的澄清或說明不得改變投標文件的實質性內容。但是，招標文件中規定的要求很多，到底哪些是“實質性要求”，這在政府采購和招標實踐中，是非常容易發生爭論和爭議的地方。供應商、評標專家乃至監管機構由于自身知識水平的局限性以及所處立場的不同，對投標文件是否滿足招標文件的實質性要求往往有不同的見解。在我國，相關各方在招標投標的長期博弈中，形成了一個解決方案：采購人編制招標文件時，將含有自己認為重要的“實質性要求”的商務或技術條款加上“*”(星號)，形成了“星號條款”，投標文件中對于任何一個星號條款的不滿足都將導致廢標。這已被我國的采購實踐證明是一種比較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體現了我國招標投標管理部門的智慧。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是用醒目的方法將采購人的需求明確地告知供應商，體現了采購的公開性；二是給評標專家評審提供依據，減少評標專家的自由裁量權；三是有利于監督部門處理爭議。供應商購買投標文件后，如發現“星號條款”或其他條款有歧視性，可以提出異議、質疑或投訴。否則，視為認可招標文件中的規則。
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
“投標文件中出現錯誤能否事后改正？”、“某投標人遞交投標文件僅僅晚了幾分鐘是否應該接收？”這類問題經常被問起。政府采購中的招標投標過程是一套嚴謹的法律程序，在評標中體現為按照招標文件中規定的時間、標準和方法來組建評標委員會和決定評標結果的過程。在招標采購過程中，常常伴隨著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矛盾。在“格力案”中的媒體報道中，有一種聲音認為“采購中心寧損400萬也不愿給格力一個改正機會？”本人認為，如果格力的投標文件果真違反了招標文件中的星號條款，那么這個機會確實不能給它。因為對實體公正的損害，其損失是有限的、可以衡量的。而作為一個被全國廣泛關注的案件，如果為了(姑且認為存在的)實體公正而犧牲程序公正，那么對于程序的損害是無限的、無法衡量的。正如鄭成良教授在《論程序公正的價值優先性》中所說：“當各級各類公共權力都可以離開程序去主持正義時，當社會公眾都期待著官員們大膽地擺脫程序正義的束縛，轉而去扮演‘官方羅賓漢’的角色時，這個社會也許能夠成為一個符合某些人(也可能是許多人)理想的社會，但它肯定不是一個法治社會。”
(作者為國際關系學院公共市場與政府采購研究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