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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機時代，中美金融資本實力差距正在縮小。這將提升中美金融外交關系的重要性，為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創造有利條件，也為推動全球金融體系多元化多樣化提供了相應的外部環境和方向。中國必須從外交戰略的高度，系統研究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可能的變化，盡最大努力逐步改變現有國際金融格局。這既是中國的機遇，也是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的責任。
后危機時代，中美兩國金融資本實力開始發生改變，雙方金融資本實力的差距正在縮小。
一國金融資本實力主要由銀行業資產、股票市場市值規模、保險資產和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組成。大約10年前，一些西方國家就鼓噪“中國金融崩潰論”，把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不良資產問題稱為中國崛起的“軟肋”。因此，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就開始化解銀行業的金融風險。2004年開始綜合治理證券公司，全面解決證券公司違規自營所產生的風險，行業整體狀況大為改善。截至今年6月底，證券行業總資產4萬億元，凈資產約5000億元，已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能力抵御國際金融危機。
在美國，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由于去“杠桿化”，金融資產大幅貶值。據美國克林頓政府前副財長羅杰·阿特曼（Roger
C.
Altman）統計，這是75年來發生的最嚴重經濟金融危機，是美國和歐洲地緣政治的一次大倒退。次貸危機引發的房地產價格下跌，已使得美國人家庭凈財富損失四分之一，尤其是房產損失較大，從2006年高峰時的13萬億美元，跌至8.8萬億美元；作為美國人第二大資產分布的退休金資產下跌22%，從2006年的10.3萬億美元縮水為8萬億美元；儲蓄和投資資產損失1.2萬億美元；養老金基金損失1.3萬億美元；各項損失合計達到8.3萬億美元。花旗銀行和美國國際集團因嚴重的流動性問題而陷入巨額虧損，貝爾斯登、雷曼倒閉，美林被美國銀行接管，跨國金融機構遭遇重創。
據美聯儲對總資產規模3億美元以上的1750家銀行統計，截至今年3月底，美國銀行業總資產為11.12萬億美元。我國的商業銀行近幾年來通過剝離不良資產，并以H股方式赴海外上市，公司治理結構得到改善，資產質量明顯提高，利潤增長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按市值計，大多數上市銀行居全球500家大銀行前列，據銀監會統計，截至今年6月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內本外幣資產總額73.7萬億元，已與美國銀行業的總資產規模大體相當。
目前美國仍是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股票市場總市值約為15.64萬億美元，我國股票市場市值約為4.72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一。但我國股票市場市值還有較大上漲空間：我國股票發行的市場化道路還有待探索，還有許多企業等待上市；我國暫時還不允許外國公司上市；大型國企在香港上市的市值超過1萬億美元，尚未計算在我國股票市場市值之內；人民幣和美元的購買力平價因素，影響了兩國股票市場市值的實際規模。因此，從增長潛力來看，未來5至10年內，我國股票市值逐步接近或超過美國股票市場市值，是有可能的。
美國的外匯儲備76%為黃金，估計官方黃金儲備量為8149噸（約合2400億美元，按每盎司黃金價格950美元計算）。我國黃金儲備約為1000噸，加上我國的外匯儲備2.1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資產大大超過美國的儲備資產。
再從中美兩國金融資本依存關系來看，中國近20年來的出口型經濟發展和在世界貿易總額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已轉化成中國超過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最大的美國國債持有國，形成金融資本的外交軟實力。中國金融市場的逐步開放和增長潛力也成為中美兩國戰略對話和合作的重要內容。在此背景下，中國必須從外交戰略的高度，系統研究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體系可能出現的變化，盡最大努力逐步改變國際金融體系格局，這既是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機遇，也是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的責任。
以此觀之，后危機時代中美金融資本實力的改變，將從三方面影響中美金融外交關系：
首先，提升了中美之間金融外交關系的重要性。美國為實施應對金融危機計劃，必須不斷增發美國國債。在本國金融資本實力衰退的情況下，必須更多地依賴日本、中東海灣國家和中國購買。中國是否應繼續大規模持有美國國債，將對美國經濟和預算的平衡產生一定影響。因此，中國以美國國債為主的單一外匯儲備投資結構，既涉及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問題；也是中美金融外交戰略問題。
其次，為中國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當有國家出現美元儲備不足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提供借貸，維持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據美國經濟學家海寧（HENNING）估計，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能提供的資金不超過1500億美元，不管是冰島，還是東歐國家，甚至英國，只要有個國家出現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會難以為繼。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加配額和簽訂新借款協議，又不能不牽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這需要從外交和改變國際金融秩序兩方面作戰略考慮。
第三，為推動全球金融體系多元化多樣化提供了相應的外部環境和方向。美國實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戰略，是20世紀末期全球金融體系發展方向的主流。但從墨西哥金融危機到拉美金融危機，從俄羅斯貨幣危機到東亞金融危機，從美國次貸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都說明了全球化下國際資本自由流動，外匯全球性交易，衍生性高杠桿金融產品跨國銷售的做法，只會加劇全球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因此，改變把“華盛頓共識”作為全球金融發展普世原則，強調各國金融發展的多樣化，倡導“北京共識”的金融發展道路，就成為重溯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內容。
隨著中美金融資本實力的改變，后危機時代，美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擴張，有賴于中國銀行業和資本市場的開放。在中國對美國、歐盟和其他發達國家的戰略對話中，開放金融業，允許跨國金融機構進入中國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是重要的籌碼。同時，中國的資本市場處于上升階段，資產價格上漲是必然趨勢，國際資本想盡千方百計都要進來，壓人民幣自由兌換和升值。完全開放中國的資本市場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我國的金融戰略，與之相對應，我們應堅持以我為主，互利共贏的原則，系統研究我國金融開放的戰略，以利于穩步拓展中美金融外交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