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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匹茲堡舉行的G20金融峰會透出的訊息值得關注和玩味。
本次G20峰會是在世界經濟復蘇曙光初現，危機被認為接近尾聲之時舉行的，因此美國從一開始就著眼于后危機時代，盤算著如何在危機肆虐后主導世界經濟的調整，以期捍衛其全球經濟霸主的地位。
美國的意圖清晰地表現在由其推動的“可持續及均衡增長的框架”協議之上。毫無疑問，“可持續及均衡增長的框架”協議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對美貿易順差大國的，中國首當其沖。誠然，危機爆發前全球經濟不平衡是不爭的事實，再平衡的建議也合理而必要；但將此次危機歸因于這種不平衡的論調則非常偏頗，基于這種觀點而單方面地設計出一個對全球經濟進行調整并有針對性地進行監控的計劃也很是不妥。
全球經濟的不平衡只是這次危機的外因，而內因———美國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其金融體系中的系統性風險和監管的滯后———才是危機形成的根本原因。筆者認為，危機后全球經濟的改革應以對導致美國經濟和金融體系出現問題的一些經濟主張(如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反思為基礎，進行各國國內經濟監管的完善和國際經濟治理結構的再造，同時兼顧對全球經濟進行漸進式的、建立在共識基礎上的再平衡。
對中國等對美順差大國而言，適當的妥協不可避免，但在G20和其他平臺上進行的雙邊和多邊政策博弈中，討價還價和適度斗爭也是必須的。可以說，中國是危機前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而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如何調整則關乎中國發展大計和核心利益。
對市場體系的依賴和從全球化中獲益的共同點決定了中美之間在危機后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的調整中存在共同利益，而兩者的分歧則主要體現在所謂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目標和實現方式上。再平衡將在何種程度上以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為代價是問題的關鍵。
因此，矛盾的焦點無疑是中美貿易關系。從近期中美輪胎特保案來看，奧巴馬的決定突出反映了美國政府對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格局和秩序進行調整的根本看法：即全球經濟的不平衡(特別是美中貿易的不平衡)與危機的發生有一定的因果關系，這種不平衡必須打破，危機后必須進行全球經濟的再平衡。輪胎特保案表明，美國將不惜采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來表達實現這種再平衡的政治決心。
G20峰會透出的訊息關乎筆者一直關注和研究的一個問題，即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中國模式”)。此次危機反映了“中國模式”之長，也暴露了“中國模式”之短。筆者認為，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及其經濟后果，“中國模式”短期必須調整，而長期必須重構。匹茲堡傳來的訊息進一步表明了對“中國模式”進行調整和重構的必要性。短期而言，危機導致來自發達國家的需求驟減，中國經濟增長對內需的依賴大增。而從中長期來看，危機勢必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產生深遠的影響。此次美國力推的全球經濟再平衡，實際意味著對中國經濟發展借助外部需求和資源的政策空間的擠壓，匹茲堡僅僅是一個開始。
無疑，此次危機可能會很快結束，世界經濟也將回歸常態。但危機后的“此常態”已非危機前的“彼常態”。最終的“新常態”必將是一場各大經濟體基于經濟和政治實力經過博弈而產生的一個均衡結果。必須認識到，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因此中國對外必須捍衛適度的政策空間，對內則須主動地、適時地進行發展模式的調整和重構。
只有重塑“中國模式”，才能再創“中國奇跡”。
(本文作者系聯合國貿發組織經濟事務官員，文中內容僅代表個人觀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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