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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擬定的G20匹茲堡峰會九大議題中，“可持續與平衡發展框架”頗為引人注目，這個議題矛頭直指中德等出口型經濟體。美國企圖把全球經濟失衡作為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以此為名向中德等國轉嫁危機責任，大有赤裸裸地轉移國際視角、混淆視聽的嫌疑，中國對此表示了嚴重質疑。
歷史經驗證明，每次全球性金融危機過后，世界經濟都會迎來新一輪的巨大調整，在此期間，世界經濟可能將經歷3至5年的調整期。奧巴馬上臺以來，美國經濟結構調整就已開始，盡量避免削弱自身地位，繼續主導全球經濟結構調整，當是美國本次行動的重要目的。
美國希望能夠通過這個議題，迫使中國大幅縮減貿易盈余，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外部壓力，讓中國承擔更多的應對金融危機的責任。如果中國不能順其所愿，就將通過貿易保護等一系列手段打壓，開展“貿易戰”。最近的輪胎特保案已經為我們提了醒，如果不能堅決制止這種行為，披著“平衡全球經濟外衣”的貿易保護主義就將甚囂塵上。
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經濟失衡早已存在。在上一輪全球化中，中國與美國一道推動世界經濟形成了以中美為核心的新三角形循環。全球出現了三大板塊互動，制造能力向亞洲集中，金融能力向歐美集中，資源供給國從中獲利，各國間經濟聯系不斷增強，世界經濟依存度全面提高，使得世界經濟出現了增長的“黃金時期”。而這種經濟快速增長的背后，是世界能源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尤其以中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和美國的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為主要表現形式，建立在此種模式上的經濟增長勢必缺乏可持續的基礎，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宣告了這兩種模式的終結。
盡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否定了上一輪全球化中所形成的世界經濟增長模式，但是，我們也要看到，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國對財富的極度貪婪和金融監管的缺失。美國的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破裂直接引發了此次金融危機，中國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雖然缺乏可持續性，但是其穩定性并不足以導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和美國相比，中國金融體系的發展還有相當差距。筆者認為，全球經濟失衡只是危機的表象，在討論全球經濟失衡是否為全球金融危機根源時，非常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或許這才是危機的真正根源所在。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國際貨幣體系基本上仍是圍繞美元展開的，真正對美元浮動的只有德國馬克（后來是歐元）、日元、英鎊和瑞士法郎，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的是低頻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特別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國家紛紛重新將其貨幣盯住美元，所以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只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復本”。在這一體系之下，貨幣發行徹底擺脫黃金儲備約束，完全建立在信用基礎之上，傳統國際貨幣體系所面臨的“特里芬難題”和n-1問題的“不對稱解”，也一直存在并沒有消失。美國長期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國”地位，主要“外圍國”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上世紀60年代是西歐，80年代是日本，從90年代中期開始，變成以中國為主的東亞國家。
建立在國內低廉的勞動力、資源稟賦之上，中國形成了粗放的外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外貿出口主要集中于美國，產生了大量貿易順差，由此換來了巨額的外匯儲備，而美國則陷入巨額貿易逆差之中。鑒于美國的“中心國”地位和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中國大量的外匯儲備又以購買金融資產等方式回流到了美國，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美國的資產膨脹型消費模式。我們可以看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更是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解決國際貨幣體系的“特里芬難題”和n-1問題（即在由n個國家組成的固定匯率區中，理論上可有一個貨幣自由決定其貨幣對內和對外價值，如何分配和使用這個自由度）的“不對稱解”，勢必就要削弱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和美國的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國”地位，觸及美國的利益敏感神經，這是它所不能容忍的，所以美國更加喜歡在問題表象上做文章。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