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轟轟烈烈的煤礦兼并重組正在山西進入高潮。據稱，通過這一輪“中國規模最大的企業重組行動”，“煤老板在山西將成為歷史”。
不少人就此猜想，像黑色記憶般的山西礦難就算無法“永別”，也該大幅度減少了。就事實論，山西多礦難，而問題又多出在小煤礦、煤老板身上，難怪有人感覺“還是國有大礦靠得住”。更有人認為，利用國有大礦資金和技術優勢及其博弈能力，還可以減少環境污染和官員腐敗現象。
這些說法看似不無道理，卻難免讓人困惑：既然國有大礦好處多多，以前為什么要改制讓民營資本進入？這樣說來，其他領域是否也該盡快“國進民退”，一統江湖？不得不說，這些問題涉及國企和民營資本的作用及其定位，遠比企業重組的事情本身嚴重而復雜得多。
大致可以這么講，以往國企改制主要為了解決效率問題，現在“國進民退”則更多重視公平問題。以往山西坐擁礦山，卻無法發揮更大效益；而民營資本進入后，效率和效益都提高了，種種社會問題卻也隨之而來。“帶血的煤塊”道盡了山西煤礦產業的辛酸和滄桑。還要看到，以往山西是有煤“沒市場”，但在資源緊缺大背景下這個問題已不難破解，故而相對集中的產業模式目前似乎對經濟發展更為有利。正因如此，改變似乎已是勢所難免。
可這樣的話，還得追問一句：究竟什么原因導致小煤礦礦難不已，問題叢生？人們盡可以把礦難、污染歸咎于煤老板見利忘義，搞得輿論怨聲載道，以至于現在都沒什么人替他們說話。但別忘了，企業可以分國有、民營，資本的作用卻沒什么本質不同。如果我們承認，不想賺錢的企業肯定不是一家好企業，或者說賺錢的同時不丟掉社會責任的企業才算得上一家好企業，那么，怎樣才能促使企業符合市場的道德原則呢？
我想不管怎么講，市場監管無疑是其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相應法規和政府監督行之有效的話，“壞”的企業會不斷被清除出市場，或者得到相應的懲罰。反之，當一個行業“害群之馬”成群出現，就不能不反思市場監管是否失去必要的約束力了。近些年來山西礦難不斷，一再關停小煤礦也難以遏制，這就說明，即便煤老板集體道德淪陷，當地煤礦產業的整個監管體系無疑也存在著很大漏洞。
在這種情況下，采取“卸磨殺驢”的辦法兼并大部分小煤礦，當地煤礦產業的秩序重建恐怕仍然是一個待解謎題。采取兼并重組、“國進民退”的模式能否一勞永逸地解決礦難、污染、腐敗等問題，至少目前也還不能抱過分樂觀的態度。這且不說，以政府為主導的這樣大規模的“國進民退”還可能形成模仿效應，從而擠壓民營資本的發展空間。而實際上，山西煤礦的重組模式自有其特殊性（煤礦屬于資源性產業），就算當地搞成功了，恐怕也不能簡單成為其他地方仿效的樣本。
我還注意到一個細節：當地上千個礦被整合后，巨量民營資本何去何從成了關注焦點。有地方煤監局官員憂心忡忡地表示：“這些資金大概有幾百上千億，匯集到任何一個行業，都將是一場災難。”這話聽起來好像民營資本就一定是黑色的，而錢落在國企那里就一定是紅色的。民營資本被“妖魔化”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這么說絕非為煤老板叫屈——該群體有必要為自己的短視行為及灰色操作承擔后果，只是想提醒一點：這輪煤礦資本重組的背后，其實就是對國企和民營資本的“價值重估”；而個中一些問題已超出資本的運作形態，不能以企業的具體表現來衡量之。說得更明白一些，把礦難和煤老板直接掛鉤，卻不考慮當地煤礦產業的整體問題，很容易陷入“驅民企、迎國資”的簡單思維。
所以，對于這場大規模企業兼并重組，個人看法可謂喜憂參半，甚至憂大于喜。倘若兼并重組有利于解決礦難等問題，這將是所有煤礦從業人員之福；如果這么做僅僅是國有大礦得利，或者說問題并不盡在于資本的歸屬，民營資本則可能白白成為這輪改革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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