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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時間，兩起刑事案件的一審備受輿論關注，其在各自領域創造出的“首例”效應更是引發了民眾對“重典治亂”的無限遐想。
一個是江蘇鹽城市鹽都區法院近日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對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鹽城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長胡文標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0年。這是中國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質罪，對違規排放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當事人判刑。
另一起案件，就是前不久備受關注的孫偉銘醉駕案，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認定孫偉銘的行為已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節特別惡劣、后果特別嚴重，故依法判處其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據了解，因交通肇事而被判處死刑的案件，在全國尚屬首例。
上述兩案判決之所以引起輿論地震，都是因為法院一改常規而從刑法中擇以重罪。就前者而言，我國以往對類似污染刑案，均以重大環境事故污染罪追究刑責，例如2004年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案，以及最近瀏陽鎘污染案中對化工廠責任人的批捕。從刑法規定上看，投毒罪在量刑上最高“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遠重于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最高處罰。就后一判決而言，司法選擇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明顯是出于其較之交通肇事罪處罰更重的考慮。
無論是用重罪處罰重大環境污染者，還是尋求對醉酒駕車行為的從重懲治，都折射出當前環保和交通領域內的公共治理亂象，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民意的訴求。鹽城判決一出，網絡上就充滿了“早就該這么做了”、“對危害人們生命安全的行為要處以重罰”等跟帖，更有甚者建議修改刑法，直接把企業違規排放重大污染定義為投毒罪。
類似的輿情也體現在醉駕判例上。在杭州胡斌案、成都孫偉銘案、南京張明寶案、杭州魏志剛案等惡性交通事故層出不窮的情景中，觸目驚心的危害后果讓“嚴打”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大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之勢。新浪網針對孫偉銘一審判決所作的網絡調查顯示，在27萬多人參與中有71.3%的網民認為“量刑恰當，判決有示范意義”。而一些大眾媒體更建議盡快在刑法修訂案中增加“酒后駕駛機動車危害公共安全罪”。雖然也有專家認為，將醉酒駕車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理混淆了過失與故意，但已經沸騰了的民意很難聽得進這種聲音。
問題在于，這樣的“選擇性司法”是否符合定罪量刑的基本規律？是否有助于刑事法治的理性構建？或者說，在一個常態化的法治社會，司法出現這樣的“重典治亂”，本身是否吻合法治的軌道？又會不會給法治本身帶來更危險的沖擊？
雖說以新的重罪來追究刑事責任，顯示了司法對污染環境和醉駕行為的打擊力度，但這種定罪量刑背后的邏輯瑕疵和實際效果，都值得深究。瀏陽鎘污染給居民造成的傷害程度不亞于鹽城特大水污染事件，但兩案卻分別被以不同的罪名起訴，豈不導致“同罪異罰”的法治亂象？從胡斌的3年有期徒刑到孫偉銘的死刑，如此懸殊的判決如何展示法律的公平？且不說選擇重罪本身在定罪的標準上存有瑕疵，就是在立法無變化且法不溯及既往的法律環境中，對相同犯罪行為唐突地變化罪名予以追訴，國家刑法的統一性何在？
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法院擇一重罪處斷并非意味著原有刑事立法的低能，相反卻讓我們見證了刑事(行政)執法的疲軟。試想，如果作為懲治環境污染最高規范的“重大環境事故污染罪”能夠在每一起個案中得到適用，這樣一個最多“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規范也足以體現出它應有的威懾力。可數據顯示，近5年全國查處的環境違法企業12余萬家次，可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汪紀戎曾披露，“到2005年年底，全國以破壞環境罪定案的只有3起”。同樣的道理，如果每一次交通違章都能得到執法糾治，每一次酒后駕車都不會因為各種“關系網”而逃避處罰，又怎需公安部來啟動嚴厲整治專項行動。
定一個投毒罪就能破解當前環保困局嗎？一個醉駕的死刑判決就能重塑開車一族的交通規則意識嗎？著名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早有言，“對于犯罪最強有力的約束力量不是刑罰的嚴酷性，而是刑罰的必定性。即使刑罰是有節制的，它的確定性也比聯系著一絲不受刑罰的希望所造成的恐懼更加令人印象深刻。”這告訴我們，“刑罰的生命是一種恒定的常態化，是給違法者一個不變的預期”。所以我們無法將正義寄托在一種運動式的執法風暴上，只有嚴密的執法才能培育出恒久不變的規則意識。
千百年來，重典治亂都是國人的慣常思維，“亂世用重典”，“重罰之下，必有順民”，都體現出人們對重刑主義的迷戀。而現代法治國家，刑事立法乃是遏制違法犯罪的“最后配置手段”，動輒將現實中難以治理的違法現象上升為刑事規范或升格新的罪名，并不合乎刑事法治的發展方向。
作為人類化解糾紛的智慧成果，司法主要是理性的產物，而非單純的民意判斷。如果一味顧及原本難以琢磨的民意訴求，甚至喪失最基本的法治常理，背離罪刑法定等人類刑事法治文明準則，那么對國家的法治構建而言最終是有害無利。維護國家刑事法治的統一，不光是公共治理長遠之計的關鍵，更是關涉國家法治大體的重要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