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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發債用于經濟建設，富民強國，實體經濟的直接受益者是人民群眾，虛擬經濟的最大受益者則是商業銀行系統。
購買并持有政府債券，能夠提高商業銀行人均利潤和財務效益。
與發放貸款相比，購買政府債券能夠以更高的倍數擴大商業銀行的表內業務量。
在未達到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增發政府債券，用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科學研究和國民教育等，不會帶來物價上漲
為保增長、調結構，國家批準今年發行２０００億元地方政府債券，其作用不限于補充地方政府配套投資的資金來源，更為深遠的影響，將是進一步健全我國的信用體系，豐富金融產品，對債券市場和整個金融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是一種長期利好。目前這批地方債已經發行過半，但市場表現總體偏冷，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除了在信息披露和信用評級等制度設計方面有待健全之外，與我國商業銀行尚未將購銷政府債券提升到業務發展戰略高度，不無關系。政府發債用于經濟建設，富民強國，實體經濟的直接受益者是人民群眾，虛擬經濟的最大受益者則是商業銀行系統。商業銀行應當特別關注政府債券。
一、商業銀行系統購買政府債券既擴大社會信用又增加自身收益
政府債券包括國債與地方債。商業銀行系統購買并且持有政府債券，屬于信用創造，能夠同時擴大財政與銀行信用，在增加銀行資產總量的同時，相應增加銀行負債總額，幾乎不付成本地獲取所持政府債券與財政存款之間的利差。因此，購買并持有政府債券，能夠提高商業銀行人均利潤和財務效益。
從單個銀行看，商業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使用的是從企業和居民那里吸收來的存款資金，必然相應減弱銀行發放貸款的能力。因而往往會產生這樣的問題：發放貸款好，還是購買政府債券好？從整個銀行系統看，問題并非如此。實際上，整個銀行系統在購買政府債券的同時，等額增加財政存款。換言之，銀行系統實質上是用政府發債而得的錢來購買政府債券，并不動用自己吸存的民間資金。因而如果算總賬，商業銀行系統購買政府債券，非但不減少，反而增加銀行系統存款。
具體地說，承銷行購買政府債券，上述信用創造現象會立即在該行資產負債表上表現出來；非承銷行購買債券，此信用創造現象則需經過中央銀行和承銷行的傳導，才能最終在銀行系統的總資產負債表上得到表現。總之，無論購買政府債券的是承銷行還是非承銷行，銀行系統的存款總額都必然在購債的同時隨著其證券資產的增多而相應增多。這就是說，商業銀行系統實質上是用政府發債而形成的新增存款來購買政府債券，獲得政府債券利率與財政存款利率之間的利差。
以上為發債之初的情況。當政府用款后，財政存款轉變為民間存款，銀行系統存款總量仍然保持因購買債券而擴大了的數額，從而使全社會擁有更多的資金。這充分說明，商業銀行系統歸根到底是用自己創造的信用而非民間資金購買政府債券。在政府用款后，銀行系統還可利用因此而新增的民間存款發放貸款，再一次賺取貸款利率與存款利率之間的利差。
二、商業銀行系統應將購買和持有政府債券確定為重大經營戰略
購買政府債券，屬于銀行表內業務。按照巴塞爾協議，在計算商業銀行風險總額時，所持國債的風險系數為零，所持地方政府債券的風險系數也不高。因此，商業銀行認購政府債券，基本上不擴大或者說很少增大其風險資產數額，也就是基本上不拉低購債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這也就是說，與發放貸款相比，購買政府債券能夠以更高的倍數擴大商業銀行的表內業務量。
對商業銀行來說，購買政府債券屬于大額批發買賣，不需要為此特別增加人員機構，業務支出很少，幾乎為零。因此，商業銀行系統通過購買政府債券，擴大人均業務量的財務效果，如同工商企業在不增加人員與設備等固定成本情況下擴大銷售額一樣，可以大幅度增加人均利潤額，同時以更大的幅度提高資本利潤率。利潤增加后，商業銀行可將稅后未分配利潤用于增加資本金，使其核心資本更加充實，使資本充足率升高。這就為商業銀行進一步增購政府債券，或者擴大其他有價值的表內業務，提供了更加寬松的資本運營條件。
假定商業銀行系統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平均為５％，政府債券利率與財政存款利率之間的平均利差為１％－２％，那么，政府債券占商業銀行系統總資產的比重每升高１個百分點，就可以使銀行系統的資本利潤率提高０．２－０．４個百分點。據此推算，當政府債券占銀行總資產的比重升高到２５％時，持有政府債券帶給商業銀行系統的資本利潤率可達５％－１０％。由此可見，是否積極購買并持有大量政府債券，使政府債券占銀行總資產的比重大幅度升高，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商業銀行的未來興衰。
通過上面分析可見，積極購銷政府債券，是我國商業銀行今后增加人均利潤，提高資本利潤率和資本充足率等財務效益指標的重要途徑。利潤增多，財務效益提高，又為核銷與化解銀行不良資產提供了有利條件。因此，頭腦清醒、有遠見的商業銀行，應當將購買政府債券作為一項經營戰略，長期實施。
三、排除政府發債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的憂慮
宏觀經濟理論認為，在未達到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增發政府債券，用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環境治理、科學研究和國民教育等，不會帶來物價上漲。
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每次物價上漲的成因，幾乎無一例外地都與調節收入分配有關，而與發行國債進行基礎建設關系不大。
譬如，１９７９年下半年出現的物價上漲，是１９７８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從１９７９年夏糧上市起調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理順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的必然的合理的表現。１９８３年出現的物價上漲，是合理調整城鎮職工工資分配關系的必然結果。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的通貨膨脹，是灰色分配在全國城鎮由南向北、自東往西發展蔓延，成本推動和需求拉動兩個方面一起促成的。２００４年以來的房價攀升與２００８年之前的食品價格上漲，也是主要基于城鎮人均收入大幅上升。１９９８年出現的物價下降，不僅僅是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更主要是由國企減員增效、黨政機關精簡、抑制灰色分配等國內就業與分配因素促成的。可見，物價漲跌主要由與收入分配因素決定。直到目前，還沒有發現因增發政府債券而導致通貨膨脹的情況。因而，對于政府發債可能導致通貨膨脹的憂慮，其實是完全沒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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