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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召開全市就業工作會議，省委常委、深圳市委副書記、深圳市代市長王榮在會上說“農民工”的概念已發生變化，深圳“農民工”這個概念將會消失。“農民工”的第二代現已成年，他們在就業時會選擇留在深圳。(《廣州日報》7月6日)
在有關網站進行的“你認為‘農民工’將有可能在深圳消失嗎?”的調查中，認為不會消失的超過了“會消失”的六倍之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公眾在農民工問題似乎有一種比官員更為悲觀的態度或者說更為切膚的體驗，讓他們的態度更為謹慎。那么，我們該如何看待深圳“農民工”概念將會消失的判斷呢?這種消失僅僅是概念的消失、改變還是權利的彌補、不平等的消除?這些無疑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
筆者以為，深圳“農民工”概念將會消失的要義在于把農民工作為國家公民，與城市居民一樣享受公民權。如果僅僅是從概念角度進行修飾，將毫無意義，即是不稱呼農民工，也無法改變他們權益被侵蝕的殘酷事實，否則，農民工概念的消失，也是口惠而實不至的空頭支票。
農民工看似概念問題，實則是因為享受不到國民待遇的結果。必須看到，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農民工都處于社會邊緣地帶。海口市龍華區政法委書記楊來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各地政府對于新生代外來工采取的依然是歧視態度，甚至當作一種麻煩和人渣去對待。他曾經在會上聽一位領導說，要把所有收垃圾的全部趕出龍華區。這是最為明顯的例證。
首先，農民工“第二代”仍然游離于城市體制之外，他們雖進入了城市，但又不被城市社會所認同，使得他們在城市里處于非城非鄉、進退失據的尷尬狀態，農民工“第二代”處于一種“雙重邊緣人”的狀態。
其次，隱藏在邊緣心理中的世襲因子，還容易導致相對剝奪感的強化和放大。第二代農民工從表面上看，接受了城市的生活，但城市沒有提供給他們正式的接收渠道和組織，城市公共政策也未將他們納入其中，由此產生了該群體對城市的對立情緒。
最后，在農民工第二代問題上，依舊存在著建立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基礎上的群體性不平等，城市對農民工經濟制度上的接納和社會制度上的不接納這一矛盾依然存在。
農民工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種職業，實際上它更是一種制度性身份。對農民工的歧視是歧視性的身份制度在城市空間中的延伸、再生。城市中不僅已經形成“城市居民”和“農民工”的二重社會，而且，“身份制”的世襲效應已經出現：鄉城遷移者的孩子們普遍被貼上了農民的身份標簽，他們在城市中被稱為農民工子女、民工子弟，這些概念甚至已經進入相關的城市公共政策。這是公眾悲觀的理由所在。
在農民工的社會類別概念被不斷強化、延伸的程中，一方面，農民工的權益狀況可能獲得更多的關注，另一方面，他們的特殊身份也一再地被社會和他們自己確認，有關他們的制度設置也得以維持。從這個意義上，只有把問題視作城鄉遷移者如何獲得公民權的問題，而不是視作農民工的權利問題時，農民工的問題才可能獲得真正解決。對第二代農民工來說同樣如此。也只有站在這個角度，才能達到真正的農民工概念消失的彼岸，而要做到這點，警惕歧視性身份制度在城市的蔓延和消除農民工的“身份世襲制”現象就是必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