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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改變著世界的經濟格局與走勢，也改寫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危機在給中國帶來負面影響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中國的資源稟賦與國情現狀，決定了中國在較長時間內還要走一條以制造業為“立國之本”的道路，而快速提升中國主要制造行業實力的有效方法，是加大中國企業的“走出去”步伐，與發達國家的行業領先企業進行股權層面的深度合作。
發端于美國的本輪金融危機，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并購發達國家實體企業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遇。危機使發達國家的金融系統受到嚴重損傷，實體企業資金鏈發生斷裂，企業產生迫切的融資需求，這就給我們并購西方發達國家實體企業提供了絕好的機會。中國政府應該適時制定和調整有關政策，促使國內企業抓住機遇走出去。
目前的不足
比照國外出臺的相關法規政策，我國政府目前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投資方面還存在明顯不足。
首先從機構設置上看，中國目前還沒有一個權威性的綜合協調管理機構來進行海外投資的宏觀協調和統一規劃。在許多發達國家如日本、韓國等國，都設有一個統一的、獨立的半官方管理機構，如“日本國際發展組織”、“海外事業調整委員會”等，由這些機構制定跨國直接投資的有關戰略規劃、方針政策、管理措施。而在我國，由于海外投資管理機構不統一，職能分散在幾個部門中，致使企業在海外并購的過程中缺少全局觀，惡性競爭的事件時有發生；且存在審批制度僵化，審批環節較多等問題。企業走出去投資需要向縣、市、省等相關機構進行一級級的報批，最后還要經商務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聯合核準，耗時耗力，往往沒等批文下來，就已失去了投資并購的最佳機會。
其次就稅收政策而言，政府目前還沒有對企業“走出去”實行稅收減免政策，這致使企業在國外經營獲得利潤后，還要受到雙重征稅的困擾。而國外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會為企業提供貸款或減免稅收的優惠政策。如日本和韓國政府，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不但會給予企業信貸支持，且對于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還會直接為企業提供資金，對企業海外經營的虧損給予一定的補貼。
再從金融信貸層面上說，由于受國內貸款額度與特定外匯額度的限制，以民營企業為代表的“并購先鋒隊”一直存在著融資困難、融資渠道緊張的問題，這不僅限制了企業在海外并購時的國內融資能力，而且也使不少已經成功“走出去”的企業很難對境外并購項目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支持。不久前中國銀監會剛剛出臺了《商業銀行并購貸款風險管理指引》，這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不啻是一個利好，商業銀行應抓住契機，加大對企業海外投資并購貸款的支持力度。
從法律法規層面上看，中國政府目前還未對海外并購進行立法，相關配套政策法規還不完善，相比較“引進來”的三資企業法及相關實施細則，我國的海外投資并購還沒有上升到法律層級。國外一般都很重視對企業海外投資活動進行立法規范，如日韓等國所制定的法律就對企業的海外并購帶有很強的政策引導性，重在對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投資進行鼓勵。而我國有關企業并購的立法散見于公司法和證券法中，缺乏一部明確的、類似于一些國家《海外并購促進法》這樣的法律，政策供給有效不足，這相對于日益興起的海外并購實踐活動已顯滯后；與海外并購相關的法規主要由國務院部委頒布的辦法、意見、條例等構成，缺乏約束力和權威性。
在政府的服務機制方面，國家還沒有設立相關的海外投資信息服務機構。國外政府都非常重視在信息方面的服務，采取了各種方式為企業搜集海外信息、發布信息，并設立專門的機構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比如美國設有五個部門專門提供信息和咨詢服務，韓國設立了海外投資調查部、海外投資洽談中心搜集國外法規、稅收外匯政策等。我國雖然也通過各種途徑提供信息，但總體來說還不夠完善，在收集海外企業的信息方面，職責不明確、分工未協調到位、駐外使館所提供的服務也非常有限。同時也沒有嘗試去構建已“走出去”或將要“走出去”的國內企業的信息交流平臺，致使企業過分依賴海外中介機構。
此外，中國目前在海外并購保險體系構建方面、國家財稅政策支持和外匯支持方面、發揮外交推動作用等方面也有很大不足，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完善和改進。
需要完善的配套政策與措施
對中國政府而言，如何抓住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方針政策，促進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并購，是擺在面前的一件十分緊迫而又有意義的事情。根據目前狀況，筆者以為下一步可主要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一是成立海外并購領導協調小組，明確“走出去”工作的統籌協調機構。在各部門管理協調方面，應建立一個高度權威的綜合協調管理機構，即類似國家海外投資委員會的機構，來對我國跨國公司發展進行宏觀管理和統一規劃。具體可由國家發改委或更高一級的部門牽頭組建“海外投資并購領導協調小組”，小組成員可由發改委、商務部、國資委、外交部、外管局等相關部門組成，負責各部之間的政策銜接問題。該機構主要負責制定海外投資發展戰略，統一領導、管理、協調全國各部門、各行業和各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研究制定有關海外投資的法律規范和政策，總結我國海外投資和跨國經營的經驗和問題等。
二是完善金融支持體系，加強對企業海外投資的金融信貸支持。海外投資并購動輒涉及幾千萬乃至上億美元的投入，沒有金融信貸的支持是很難成功的。要制定專門的海外投資金融政策，鼓勵各種金融機構參與其中，提供各種服務。我們可著重考慮以下兩點：一是設立“境外收購基金”，加大融資支持力度。基金可通過社會募集、政府相關部門出資等方式設立，委托專業投資機構管理，對“走出去”并購的國內企業給予相應的資金支持，使產融結合有一個穩定的支點。二是銀行要加大對跨國投資并購企業的資金支持。商業銀行可以在銀監會關于并購貸款風險指引的原則下，發放海外并購貸款，鼓勵更多有條件的企業加入到“走出去”的行列中；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可進一步加大對中國企業境外并購的貸款支持力度。
三是把對外投資與國家產業振興計劃及地方產業升級結合起來。2009年我國推出了十個重要產業的調整振興規劃，這些行業將成為政府重點扶持發展的行業。借此，政府應當引導中國“出海”企業將并購重點放在產業振興計劃中涉及到的行業上，從而使企業的跨國投資并購行為符合國家產業發展的戰略性安排和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此外，“產業升級”是各地方政府關注的熱點問題，許多地方提出了“騰籠換鳥”的計劃。如果籠子騰空而新“鳥”不來，地方經濟就會遭受巨大損失。而許多優秀的“鳥”就在發達國家龍頭企業手中，它可以飛到中國，也可以飛到其他國家。相關部門應當引導企業將并購發達國家實體企業與地方的“產業升級”結合起來，從而調動各地政府積極性，推動國外先進企業的并購，引導產業升級。
四是加強對“走出去”企業的風險保障機制，積極應對海外投資風險。在海外并購交易過程中，企業可能遭遇各種政治風險和市場風險。當前世界金融危機下，許多國外廠商機構瀕臨破產倒閉，而與之合作的中國企業就面臨著違約損失的風險。而投資政局不穩定的國家，會面臨更多不確定性風險，這就需要建立一種保護機制，來加以抵御和化解。目前我國執行海外投資保險業務的機構是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該公司的成立時間較晚，而針對企業海外投資的保險品種是直到2003年才推出來的，可以說，我國海外投資保險制度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政府應加強對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保障機制，進一步完善相關的風險評估與保障體系，鼓勵相關保險機構加大對海外并購的中國企業提供風險保障的力度。
五是加強政府與被投資國政府的交流，通過外交關系推動企業“走出去”。中國政府應當加強和被投資國政府的交往和溝通，為“出海”企業創造良好的并購環境。政府應當充分利用與貿易伙伴國的外交關系來簽訂與促進投資并購相關的協議，如《投資保護協定》、《防止雙重課稅協定》等，幫助中國企業獲得與投資目標國企業同等的待遇，減輕企業境外收入稅收負擔，最大限度地降低企業海外投資的阻力。
六是完善企業海外投資的稅收政策，構建合理有效的稅收體系。政府可以為“走出去”投資的企業制定專項稅收減免政策，允許企業利用海外已上繳的納稅金來沖抵國內所得稅金額，加大對企業境外收入所得的傾斜力度，通過虧損退稅、關稅優惠等方式降低企業的海外稅收。發達國家和新興國家或地區的稅收優惠期限一般在5～10年之間，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優惠力度可以更大一些，這些稅收優惠可以包括進出口稅、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還可以通過間接優惠措施，如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稅收饒讓、延期納稅、海外虧損提留等方式讓企業獲益。
七是加強海外投資立法，完善海外并購的法律保護體系。母國法律制度的保護是企業展開海外并購時尋求法律保護的基礎和前提，也是企業獲得保護最為有效的一種途徑。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均制定了海外投資促進法，而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方面還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要盡快啟動相關立法程序，盡快制定中國的企業海外投資促進法，明確重鼓勵與服務、審批和限制的理念，統一和規范對各類企業進行境外投資的鼓勵措施、審批程序和管理辦法。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全面的法律支持與保障。
八是加快建立和完善海外并購的中介服務體系，為企業走出去做好智囊與參謀。目前我國企業海外并購多依賴于收費高昂的國外中介服務機構，這大大增加了企業海外并購的成本。為此，我國應大力發展為海外并購服務的中介機構組織，尤其要盡快建立在國際上具有一定聲譽的、高水平的中介機構組織。應積極培育金融、法律、會計、咨詢等市場中介組織，為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提供規范的中介服務；政府可對已經具有投資銀行雛形的規模較大的證券公司進行扶持，并從政策上鼓勵投資銀行的介入，進而形成一批集團化的專業投資銀行；要在國內加速培育和建立熟悉國外相關法律、會計準則的律師、會計師及專業事務所，為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提供全方位的幫助。
客觀來看，自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政府也加大了對企業“走出去”的扶持力度。2009年3月16日，商務部正式發布了《境外投資管理辦法》,這一辦法進一步改革了境外投資管理體制，推進了境外投資便利化，起到了大力支持和推動我國企業加大海外投資的作用。《境外投資管理辦法》的及時出臺，讓社會看到了政府扶持企業“走出去”的決心，也讓“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感覺到了背后的支撐力量。
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個中長期戰略性操作，可能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長時間。早晚都要做，但眼前是最好的時機，作為企業應抓住時機，迅速啟動。當然客觀上中國的很多企業目前自身的日子也很難過，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走出去”的難度。但與國外企業相比，中國企業的困難少得多，優勢也明顯得多。這就需要政府的大力倡導與支持，幫助企業挺過難關，抓住機會，乘勢一躍，通過對外投資，迅速縮小我們與發達國家領先企業的距離。(作者系北京產權交易所董事長，本文收錄于其所著的《中國流——改變中外企業的博弈》一書中，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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