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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來看，或許可以考慮個稅 “先（統）征后（差異化）退” 。
財政部個稅研究組近日公布了《我國個人所得稅基本情況》報告，該報告透露出近年來中國工薪所得項目的個人所得稅，占到了全國個稅總收入比重的50%左右。
該研究報告羅列各種數據后，得出了如果提高個稅起征點，會讓高收入群體受益、低收入群體受損的結論。而事實上，我們經過進一步比較，就可以發現，這個結論值得商榷。
如該報告所言，個人所得稅調節貧富要按“凈收入”征收，不能影響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然而，以全國2008年平均消費937元/月的標準來衡量個稅2000元的免稅起征點，明顯可以看出這個起征點的標準有脫離社會現實之處。
加之，由于國內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存在不均衡狀況，中國東西部、大中小城市和城鎮之間生活價格存在巨大差距，比如在東南部城市，就一般家庭而言，一般住房和其他基本生活開支每月3000到5000元的現狀。再如深圳最低月工資標準是1000元、寧夏則是350元。可見，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非常明顯，因此，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是否應該按照一個統一標準呢？去年底《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全國31個省、區、市2451人進行了調查，該調查顯示，68.5％的人認為個稅不應該“一刀切”，應該根據地域差異征收；如果個稅征收“一刀切”，76.4％的人贊同年終時國家實行因地制宜的退稅政策。
其實，在一些發達國家，個稅“先（統）征后（差異化）退”是普遍方法，
如果說在征收技術上，當前中國實施差異化征收或者統征之后再退稅的措施比較困難，那么，就應該考慮先統一提高起征點（比如3000元），以后再陸續逐步提高。
認為如果提高免稅起征點到3000元、大部分工薪階層將免繳所得稅，因此會讓高收入的富人受益、低收入的窮人受損，這個結論需要認真分析。要判斷這個結論就需要看清中國高低收入和貧富差距的現實，并且厘清富人、窮人的概念。最近的政協十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全國政協委員賴明作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促進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發言，建議調整初次分配，強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積極推進三次分配。賴明委員說，近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導致內需不足、居民消費不斷下降，貧富差距從改革開放初期的4.5：1擴大到現在的12.66：1。而每月收入3000元的大部分工薪階層，很顯然不是有能力將中國貧富差距系數迅速拉大的高收入群體。即便不考慮國內東中西部城鎮的收入和物價差距，對每月3000元工薪的群體，也沒有多少人會認為他們是當今中國高收入的“富人”，如果這部分群體不繳納個稅，如何談得上讓高收入的富人受益？而這部分工薪人群，恰恰是有眾多消費需求尚未得到滿足，但又消費乏力的群體，不公平稅負已經對消費產生了某些擠出效應，減稅對消費的補貼效應就是最有效的，它會增加工薪階層的福利空間。
關于個人所得稅基本情況的報告認為，如果提高個稅免稅起征點，除了貧富調節效應減弱之外，國家財政收入也會減少，因此國家對低收入群體的補貼以及社保、教育、醫療等支出也都會受影響。而這里，也反映出了需要我們關注的中國稅收和財政開支的深層次問題。我們應該用系統的思維來全面的看待這個事情，找出解決問題的要點所在。據相關數據顯示，個人所得稅稅收在2008年完成3722億元人民幣。據一些學者估算，政府機構中三公費用（公款招待費、公車支出費及公務考察費）每年的開支龐大（中國央視《新聞1+1》的節目也曾就此作過專門報道）。全國政協委員賴明近日在政協會議上說，要強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就必須要大力壓縮行政開支，尤其縮減政府的“三公”支出。
個稅征收中蘊涵的重要價值導向之一就是以調節貧富差距為目標，因此個人所得稅改革必須考慮城鎮中低收入者的現實，令他們承擔合理的稅負。在這里還需強調的一點是，用其他發達國家工薪階層也是個人所得稅繳納主體這一現象，并不能佐證一國的個稅是否公平以及稅負公平程度究竟如何。用中國的情況和發達國家的工薪階層個稅比較，是邏輯科學中一個典型的情景錯誤類比（false
analogy）。在發達國家，工薪階層實際上就是（物質較為豐厚，生活狀態與心理狀態較為穩定的）中產階層，而最關鍵的是，發達國家的個稅納稅者可以獲得一些詳細的政府財政開支報告和記錄。并且，發達國家的普通民眾“納稅人”觀念較強，他們依法納稅，也能夠獲得較為完善的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