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把上海定位成與紐約、倫敦比肩的國際金融中心這個目標,在目前看來有點親切又遙遠,但隨著國務院關于上海推進“兩個中心”建設的《意見》的出臺以及上海相關配套實施意見的漸次落實,上海可以說迎來了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經濟結構戰略升級的“黃金十年”。如果上海能夠充分把握這段極為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消除制約金融中心建設的要素瓶頸,則未來十年,上海不僅將奠定在全國經濟版圖中的核心地位,而且非常有可能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取得戰略性突破,進而成為中國參與全球價值鏈高端環節分工的“種子選手”。
只是應當看到,雖然上海為構建國際金融中心已經付出了十幾年的艱苦努力,基本框架也已浮出水面,在全球金融坐標系中也擁有一定的后發優勢,但未來一段時期,紐約、倫敦等頂尖金融城市對上海的lock-in（鎖定）與擠壓,新加坡、迪拜與孟買等同級別城市的競爭與挑戰可能日趨激烈。而且,亞洲另一重量級的金融中心——東京,大概也不會平靜接受一衣帶水的上海擁有挑戰它的金融勢力。因此,上海能否如期實現國家賦予的戰略目標,既有賴于中央的政策支持與兄弟省市的分工配合,更關鍵的因素還在于上海能否在金融發展與制度創新的過程中,走出一條有效解決上述約束瓶頸的金融發展道路。
從操作層面來說,盡管上海在業已公布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案實施細則中,已就如何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出了具體的任務和措施,但無論是攸關金融中心發育狀況的體系建設,還是關乎金融中心競爭力的金融創新乃至相關配套制度環境建設,都離不開一個問題的解決,即金融決策與金融市場的脫節問題。但中國當下的金融分工格局是:國內主要的銀行和保險公司總部幾乎都在北京,上海主要承擔資本市場的融資功能。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北京有決策無市場、上海有市場無決策的金融分工格局短期內恐怕很難改變。如果把香港的競爭因素考慮進來,上海還面臨來自香港以及可能出現的深港經濟一體化之后的沖擊。
另一方面,上海在金融市場要素發育、制度環境與人才戰略方面尚需大量“補課”。金融市場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核,一個世界級的金融中心必須擁有高度發達且流動性好的金融市場。這方面,上海不僅難與紐約和倫敦抗衡,就是與新加坡和我國香港地區相比也有不小的差距。而建設金融中心所需具備的完善金融生態環境也是上海的“軟肋”。上海所需要的不僅是行政管理部門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務意識,更需要所有市場參與主體對發展金融產業的高度認同感、濃郁的金融財富氛圍以及無時不在的風險防范意識。上海尤其欠缺能夠領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戰略性金融人才。端視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經驗,金融人才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主體,其存量水平和發展狀況決定了國際金融中心的綜合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水平。所以,紐約和倫敦都凝聚和聚集了世界最頂尖的國際金融人才。而上海盡管匯聚了大批國內金融精英,近年來也加快了金融人才高地建設。但與紐約和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相比,上海在金融人才規模與層級方面還差好幾個等級。上海戰略性金融人才的欠缺凸顯培育和引進財經專才與高端投資家的緊迫性。倘若上海不能培養和造就一大批能夠向國際金融勢力叫板的資本運營高手和世界級的銀行家,則在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的競爭越來越集中到對戰略性人才爭奪的今天,上海不僅難以打破華爾街與倫敦金融城對世界金融話語權的操縱,而且在全球金融中心競爭中有被邊緣化的危險。
基于上述分析,未來10至20年,中國在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亟須找到解決上海金融決策與金融市場脫節的建設性方案。在適當的時機,應積極創造條件使上海成為國內主要金融機構的總部所在地。并對接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整合金融市場、服務貿易、投資以及研發資源,構建高度網絡化的金融、法律、會計、律師、廣告、營銷服務體系,培育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所需要的信息服務與高端管理能力。積極創新金融人才工作機制,完善有利于金融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營造有利于高端金融專才來滬工作的制度環境,以培育和引進一大批具備國際化視野、全球化資本運營意識并且熟練駕馭全球性金融管理工具的高端金融人才。若如此,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前景可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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