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主要國家在ＧＤＰ構成、貿易結構、匯率等方面的差異來看，我國外貿依存度在３７％以內，雖然這是一個比較高的數值，但不是“高得離譜”。美日的外貿依存度也在３０％左右，僅高出它們７％，是在正常的范圍之內，因而，發揮外需作用“保增長”是說得過去的
對外貿易的快速增長，是過去幾年我國經濟兩位數增長的主要動力，凈出口貢獻了ＧＤＰ增長的近１／４。初步估計，貨物出口占ＧＤＰ的比重２００８年將下降至３４．１％。即使我國對外貿易的表現在２００９年仍優于全球平均水平，也很難明顯高于零增長，外需已難以繼續擔當“保增長”的重任。
這是《廣州日報》轉載經濟學沈明高博客的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內容。一直以來，我們都希望我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發展之中。然而，當這一天終于來到的時候，一些專家、學者卻產生某種抗體，產生某種不自信。例如吳敬璉作為經濟理論界的泰斗，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召開的２００９財經年會上，就稱“中國過度出口造成空洞和氣泡”。這與沈明高等經濟學家認為外需難以擔當“保增長”重任的觀點一脈相承。
在他們看來，因為我國是一個有著１３億人口的大國，無論是為“保穩定”，還是“保增長”，我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都要靠內需來拉動。只有內需才能擔當“保增長”的重任。但是，一些觀察人士注意到，無論是從外需占國內ＧＤＰ的比重，還是從經濟增長的實際表現，這種觀點都是值得推敲的。
目前我國外貿占ＧＤＰ１／３強，想象一下，如果我們以丟掉國際市場為代價，把主要精力放在國內市場，或者寄希望于外需下滑用內需頂上，將會怎樣？應該看到，在金融危機并未明顯緩解之前，要讓老百姓大量消費無疑是不現實的。除了靠政府投資拉動消費之外，有兩個因素才可能讓百姓大量增加消費，一是股市上漲、房價下降，讓財富效應來刺激消費；二是物價又開始上漲，今天買的東西比明天買更便宜，讓預期來刺激消費。
不過，這樣的情況并沒有出現。實際上，當前外需減弱并不是外貿萎縮的唯一原因。對于占我國出口總量約５０％的加工貿易，早在２００６年初就開始進入到總體下滑通道當中，而這正好對應著那個時期推行的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等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一系列措施的陸續出臺。而２００８年則因外需減弱而使加工貿易下滑幅度進一步加劇了。
對于一般貿易，則是自２００７年８月就出現大幅下滑征兆，并由此展開持續下滑趨勢的。而當時恰好對應著美國次貸危機大規模浮出水面這一時間點。這意味著，一般貿易的下滑，主要是與外需下滑密切相關�，F在，說我國一般貿易的下滑主要與外需減弱有關并不為過。但對于加工貿易，外需減弱的影響當然存在，但前期抑制加工貿易的系列政策調整的滯后效應，同樣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因素。
經驗證明，外需可以誘導經濟結構進入持續改善的良性通道。目前國內巨大的就業壓力揮之不去，意味著包括加工貿易在內的整個外貿系統，必然是我國“保增長”努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域，因此，我們不能低估外需在“保增長”中有作用。因為在我國當前貿易中占絕對比重的，依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即使是不少當前被我們視為高科技的出口產品，也同樣具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特點。
眾所周知，正是自２００４年以來我國外需的爆發式增長，使得首先在出口導向型經濟為主導的珠三角和浙江出現了“民工荒”，并一度出現了向全國蔓延之勢，由此啟動了一場自發的、市場化的勞動需求拉動居民收入提高、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改善的良性進程。而提高老百姓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啟動國內居民消費最重要的前提，也是當前“保增長”的重要前提。
其實，我國外需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看問題的視角。如果一看到外需出現困難，就說缺乏“保增長”的擔當能力，這只能說看到了我國經濟增長中產生的問題的一面。短期內，如果我國出口下降，可能對當前的經濟增長難以構成重大挑戰。如果從長期經濟增長來看，出口的長期萎靡必將會拖累消費、投資等的增長，并會嚴重阻礙我國的經濟發展。
好的跡象是，由于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明顯，導致發達國家的部分產業不斷向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外移，現在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遠遠沒有到達高潮。從全球主要國家在ＧＤＰ構成、貿易結構、匯率等方面的差異來看，我國外貿依存度在３７％以內，雖然這是一個比較高的數值，但不是“高得離譜”。美日的外貿依存度也在３０％左右，僅高出它們７％，是在正常的范圍之內，因而，發揮外需作用“保增長”是說得過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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