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除了兩次石油危機之外,經濟危機爆發后由于能源過剩,各國對開發新能源的積極性明顯降低,甚至停滯后退。本次危機并非石油危機,但各國卻把新能源發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對新能源的投入呈現加速之勢。因為,發展新能源在今天已成了歐美低碳經濟爭霸的手段,成了歐美擺脫經濟困境的主要途徑。
為了提高自身在未來低碳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力,以便在未來新的國際格局之中獲得相對有利的位勢,也為了順應國際潮流,緩解環境壓力,我國須更積極地參與全球氣候控制規則的制訂與新能源技術的開發,而應對來自低碳經濟的國際競爭,中國需要循環經濟與新能源經濟雙輪驅動。
前不久,國家能源局長張國寶在全國政協一次會議上發言說:如果我們再不重視新能源發展,不從更高的視野審視新能源發展問題,預計再過十年,將會突然發現,我們又落到別人后面了。到時候,即使想追也追不上了!我國能源部門最高領導,在重大場合,作如此鄭重的表態,許多人不免有些困惑:是不是有人在反對發展新能源？還是這些年我國的新能源發展速度太慢了？!
事實并非如此,甚至與上述擔心幾乎完全相反:并沒有人反對我國發展新能源,至少筆者從公開媒體中沒有發現;我國這些年新能源發展不僅不慢,而且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比如,我國風能已連續幾年以10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8年,在全球快速增長的風能新增裝機量中,接近三分之一發生在亞洲,而亞洲超過七成的新增裝機量又都在中國。核能的情況也類似,如果2008年世界核能發展可以繼續用“快速發展”來描述,中國核電項目新開工速度就只能用“爆炸式發展”來形容了。
對國家能源局長的這番講話,筆者認為,需要從國際能源的大環境變化上去理解。今天,世界正處于百年不遇的大危機之中,而這次危機與一般金融或經濟危機有著許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危機后各國政府的能源政策:歷史上,除了兩次石油危機之外,經濟危機爆發后由于能源過剩,各國對開發新能源的積極性明顯降低,甚至停滯后退,本次危機并非石油危機,但各國卻把新能源發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對新能源的投入呈現加速之勢。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變化,主要原因在于發展新能源已成了歐美低碳經濟爭霸的手段,成了歐美擺脫經濟困境的主要途徑。
早在本世紀初,歐盟就開始打著防止地球氣溫變暖的旗號,大力推進氣候變化問題的解決進程,作為其擴大在國際事務中主導地位的博弈手段。在經濟領域,他們則提出了低碳經濟作為配套。英國在2003年的《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能源白皮書中提出,“低碳經濟”指通過更少的自然資源消耗和更少的環境污染,獲得更多的經濟產出。從表面看,低碳經濟是為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實質是能源消費方式、經濟發展方式和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變革,是從化石燃料為特征的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文明的一次大跨越。為此,歐盟各國在新能源開發與利用領域大量投入,其相關產業化技術已位居世界前列。利用其相對優勢,歐盟大力推進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控制進程。減排框架一旦形成,必將對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實行嚴格數量限制,這必將左右全球經濟的總規模。二氧化碳排放權就會作為經濟的發展權而可能變成一種國際通行的貨幣單位,從而在國際貨幣體系中與美元分庭抗禮。目前唯一的國際二氧化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就設立在歐洲,歐盟已獲得了越來越突出的國際話語權。
在美國,受集團利益的制約,前幾年布什政府在全球氣候控制和發展低碳經濟方面一直持消極態度,因為在發達國家中唯一沒有簽訂《京都協議書》,美國飽受國際社會的指責。但是,奧巴馬政府的態度出現了180度大轉彎,強調發展新能源、減少溫室氣體的責任和減少對海外石油的依賴。作為世界頭號大國,美國的環境政策隨著政府更替發生了如此戲劇性的轉變,固然與奧巴馬個人認識與理念有關,更主要還是迎合了應對來自歐盟在低碳經濟領域咄咄逼人挑戰的需要。“國家利益是判斷國家行為唯一永恒的標準”。在節能減排的背后,實際上是巨大的經濟得失和國際地位的更迭,而這才是驅動大國在低碳經濟博弈的動力。另外,美國能源新政還有個“不便公開的秘密”,即抑制傳統能源價格上漲,直接打擊委內瑞拉、俄羅斯和伊朗等國的利益。前幾年的油價大漲,為伊朗、委內瑞拉、俄羅斯等這些美國看不順眼的國家積累了大量財富,并成為他們在諸多領域挑戰美國的資本。為此,奧巴馬在就職演說中指出,“我們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長了我們的敵對勢力,同時也威脅著我們的星球”。
除了作為國際爭霸的手段之外,發展新能源還成為西方國家擺脫經濟困境的重要途徑。奧巴馬自參選之日起就把新能源作為振興經濟的著力點。借助能源新政的指引,奧巴馬政府希望極大地促進美國經濟轉型,實現從消費社會向生產社會的轉變,每年能有上萬億美元的資源產品和消費品的進口需求能夠為內需替代所解決。這不僅會創造一個全新的能源產業,而且將增加500萬就業崗位,扭轉美國經濟危機的窘迫局面。如果說IT產業昨天曾將美國送達全球力量頂峰,那么未來可以將美國送達到世界經濟制高點的產業可能就是新能源產業了。而歐盟,作為一個成熟和超穩定的經濟體,人口穩中有降,基礎設施業已完善,經濟外延擴張的物理空間十分有限,所以本世紀初就將新能源產業發展選定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金融海嘯爆發之后,美國對發展新能源態度的逆轉,更加讓歐盟堅定了此前的選擇。
與美歐相比,我國發展新能源的動機具有明顯的不同:首先,發展新能源并非是參與國家爭霸;其次,相對而言,新能源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太小,如果將擺脫經濟危機困境的希望寄托其上,時間將遙遙無期。我國發展新能源,根多是從國際視野著眼,為了提高自身在未來低碳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力,以便在未來新的國際格局之中獲得相對有利的位勢,同時也順應國際潮流,緩解環境壓力,為全球氣候控制作貢獻。從國內發展看,可以減少對傳統石化能源的依賴,增強能源供給安全,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時通過加快核準和開工建設一批影響重大的能源項目,也可以為擴大內需做出一定的貢獻。
對我國來說,一方面要像歐美國家一樣積極參與全球氣候控制規則的制訂與新能源技術的開發,另一方面,正如本欄前幾篇再三提到的,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改變我們的生產模式,由此帶來的低碳經濟競爭力的提高程度,可能遠非新能源技術提高所帶的幅度可以相比。從這個意義上看,應對來自低碳經濟的國際競爭,中國需要循環經濟與新能源經濟雙輪驅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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