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我國今年GDP增長前景的預測,成為各知名研究機構的關注點。樂觀者認為9%的增長率可以期待,甚至經濟有過熱之虞;悲觀者則認為在周邊國家經濟一片蕭條的情況下能夠保八已屬不易。兩派觀點都有統計數據佐證。其實在當前背景下,爭論的政治意義已遠大于其經濟意義。我們且跳出圈外來看待GDP增長這一問題。
我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世人矚目,同時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區域差距顯著,經濟重心明顯偏向東部發達地區;二是經濟發展成果非常顯著地體現在物質資本積累上,大量研究表明,物質資本積累是我國各省區經濟增長存在差異的主要源泉。
資本稀缺和勞動力相對豐富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大前提,目前依舊如此。改革開放后我們走的是一條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之路,即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但與此同時,因為交通便利之故,特別是對外貿易便利,東部沿海地區此類企業星羅棋布。在某種程度上說,隨著內地人流、物流、資金流源源不斷地流出,內地產業空洞化趨勢明顯,尤其是農村的生產集聚能力急劇衰退。
在外需疲弱的狀況下,我們才將目光轉向內需,轉向農村。盡管時機已有所遲滯,亡羊補牢,為時未晚。但目前談擴大內需,在區域差距、城鄉差距日漸擴大,人均GDP3000美元的背景下,顯得有些奢侈。當務之急,是要找準經濟持續發展的薄弱環節,然后對癥下藥。
薄弱環節就在于居民收入不高,物質資本積累若不能轉化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只能是一種變相浪費。提高居民收入有兩個途徑,一增一減,增收減支,增加收入,減少支出。中國居民家庭最大的支出莫過于醫療支出（還有教育）,特別是農村居民,許多脫貧后又返貧的農戶大多由于家庭成員醫療費用支出過多所致,一次的花銷是幾年的收入。政府應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實行全民醫療保險,政府拿大頭。錢從哪里來,從國有企業那里來。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全民的,人人有份,但實際很大程度上在較長時期內國有企業成了特殊利益集團的小金庫。所幸的是,2007年底,國資委與財政部聯合發布了《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辦法》,大型國有企業每年拿出5%-10%的利潤作為分紅上繳財政部。如果將這些資金用于支持醫療（或教育）,將會給特別是低收入家庭帶來很大幫助。而且,它還有助于控制國有企業容易出現的過度投資行為。
增加收入,主要是增加就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工資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絕大比例。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是2009年的三大任務,保增長只是三大任務之一。民生主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而保穩定主要是社會穩定。在這三者之中,有一個牛鼻子,那就是民生中的就業。就業是民生的固有內涵,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這很容易理解。但就業與增長的關系頗為復雜,若不能很好地處理,往往會增加經濟自然熨平波動的難度。
經濟增長并不意味著就業量的自動增加,君不見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就業彈性明顯下降,主要原因是資本密集型重工業優先戰略引導的經濟增長并不能帶來就業的明顯增加。真正能帶來就業增加的是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恰恰是我們的弱項。當前出臺的各項刺激政策,真正有利于推進第三產業快速發展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四萬億以及后續可能的投資中,中央企業是大主力。以第三產業為主的中小企業幾乎不可能分一杯羹,即使是正常貸款也是求告無門,這在金融危機持續蔓延的眼下,往往成為企業倒閉的主要原因。
推進第三產業持續快速發展,必須從制度上解決問題。第一,打破壟斷。開放服務領域,真正引入來自私人領域的競爭。競爭創造活力,就業崗位的增加,生產率的提升也隨之而來。目前,中國的服務行業基本由大型國有公司所主導。電信、金融服務、物流、媒體和娛樂——都可部分或完全向私人投資開放,這對創造就業將大有幫助。第二,改革地方官員政績考評辦法。長期以來,GDP增長和稅收是官員升遷的主要衡量指標,爭投資,上項目成為官員的主要工作,至于創造就業、社會服務、環境改善等涉及民生的主要內容則僅僅是作為副產品而出現。
當前是我們國家發展的困難期,也是最大的機遇期。我們應抓住機遇,總結30年改革開放經驗教訓,深化改革,經濟上充分釋放民營資本活力,政治上改革用人機制和考核機制,使經濟增長這一鞏固上層建筑的重要基礎,實實在在地與民生相結合,而不僅僅是一個真實的幻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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