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準確把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
到目前為止，我國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到底多大？我們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實際情況是比較嚴重的。進一步提高經濟的預測能力和預見性確實勢在必行。
費孝通等記載在20世紀30年代那場危機中，我國“當時的經濟蕭條并非由于產品的質量低劣或數量
下降。農民生產同等品質和同樣數量的蠶絲，他們卻不能從市場得到同過去等量的錢幣。蕭條的原因在于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在市場上各方面都感到外貨的傾銷之苦。比如洋粉、洋瓷、洋火等等傾銷，使我國這些微弱的民族工業部門都漸次破產衰落；洋米之傾銷，使南方稍微可觀的一點豐收，米價慘跌至無可跌的地步”。20世紀30年代的情形反映的是我國生產率不足以抵御國際生產率的沖擊。這次危機中，我國農村副業因國際市場需求不足遭受到傷害，反映的是我國作為全球產業鏈上的一個環節，在整個產業鏈條發生斷裂之后處于尷尬的位置。目前各國金融和經濟運行中表現出的問題顯示出這場危機與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有著許多不同之處。深入研究、深刻思考有助于提高我國經濟社會政策的科學性和預見性。
進一步說，亞洲國家經濟發展模式依賴于出口，這就意味著除非他們所出口的那些國家包括英國、美國以及日本等的經濟出現增長，否則其經濟恢復會面臨很多不利因素。我國的失業率與出口緊密相關。全球經濟危機觸及到我國經濟的許多領域，從出口型工廠到房地產市場，從電信業到汽車工業，從中小企業到大公司。
回過頭來看，這場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先是從經濟的開放部分開始，例如從外貿傳導到相關產業，從最早開放的地區傳導到其他地區，從就業傳導到消費，最終沖擊社會安全網。在所有領域中，受到沖擊最大的是農民和農民工。一是他們大部分在外向型企業工作，二是他們處于社會保障的最脆弱部分。
要準確把握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的沖擊，當前我們真正需要研究的是：全球經濟到底會走向何處？中國經濟嵌入全球產業鏈條的部分到底有多大？
當前，我國面臨的國際經濟形勢異常復雜，各種因素相互交叉，各種政策相互影響。在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關稅、出口配額、匯率、生產要素等都影響到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面對如此復雜的情況，政府職能部門既要從自身的職能出發做好本職工作，又要站在全局高度通盤考慮發展問題，提高政策決策水平。這樣的要求必須建立在堅實的技術支持，完善的組織體制基礎上。
千方百計有效擴大國內需求
擴大內需已經提出多年，是我國長期的方針。當前，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和我國經濟社會遭受的沖擊，擴大內需倍顯迫切。我們認為，面對擴大內需，需要認真研究這樣幾個問題：在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消費結構整體升級并呈多樣性變化后，我國的內需到底包括哪些內容？隨著深度市場化和政府職能轉變，提供內需的主體到底有哪些？這些服務主體以什么樣的方式和角色來滿足需求？等等。另外，我國社會主體多元化格局已經基本形成，擴大內需包含了更為復雜的內涵，不同社會階層有不同的需求。只有搞清這些問題，才能真正有效擴大國內需求。
擴大內需必須從總體考慮，既不能把擴大內需簡單地理解為擴大基礎設施投資規模，也不能視為對某一個或幾個弱勢群體進行救助和支持。在這方面，我們得到的教訓不算少。我國目前的基本情況是，各個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由市場決定的部分消費服務、物品和資源供給過剩，由政府或社會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這些是我國內需不足的癥結，或叫做擴大內需的體制和結構瓶頸，這也應當是擴大內需的切入點。
影響我國擴大內需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體制性的，即收入分配體制，它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其直接結果是使相當一部分人口沒有足夠能力消費；二是結構性的，即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分布不合理，它使相當一部分人口沒有充分的機會發展，進而造成沒有能力消費。
國民收入分配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的難點，群眾反映強烈。國際經驗表明，稅收和社會保障都是國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健全的稅收體制和社會保障體系可以調整國家、企業和個人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角色，提高居民收入。前一段時間為幫助困難企業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一些省份允許困難企業在一定期限內緩繳社會保險費，為困難企業提供社會保險補貼、崗位補貼、在崗職工職業技能培訓補貼等，實際上是在發揮社會保障的再分配功能。當前，我們要抓住應對金融危機沖擊這一契機，把國際國內有關通過稅收和社會保障實現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些好的做法制度化，建立一個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體制。要加大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力度，今后關鍵的問題是要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社會保障體系建設與保持GDP8%的增長速度之間是是否可以替代？這個問題需要更理性的思考。
在擴大國內投資需求過程中，要妥善處理好設施投資、設備投資、人頭費用的關系，真正實現擴大內需的目的。只有使項目運營起來，才能實現擴大就業，提高居民收入，擴大居民消費的目的。國內投資需求和國內消費需求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讓廣大居民獲益是實現有效擴大內需的關鍵。實現這一目標，不僅需要有正確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稅收政策和公共服務政策，還需建立和完善相應的體制和機制。擴大投資需求就是要使投資項目真正運營起來，把項目運營與就業、居民生活、居民需求有機結合起來。
正確處理內需與外需的關系，推動有效擴大內需和有效擴大外需雙贏。第一，內需和外需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不可偏廢。我們以受沖擊較嚴重的韓國為例，韓元貶值、韓國到內地投資積極性不高、韓國留學生提前回國、韓國外出旅游人數減少，等等，會影響我國的資金市場、投資市場、地方投資、地方服務業發展。改革開放三十年，在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中，外資和外經都功不可沒。我國出口的55%來自外資企業。在目前出口形勢嚴峻情況下，要充分發揮外資、外經工作對出口的拉動作用。第二，繼續提高對外開放的水平，把穩定外需作為保證經濟平穩增長和有效擴大內需的重要內容。大量在韓國打工的國內同胞陸續回國，會給本來已經壓力很大的我國國內就業帶來更大壓力，會減少當地居民收入。充分就業必須建立在充分生產發展的基礎上。
加速完善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
目前外來人口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不在社會安全網的覆蓋范圍內。受全球金融危機沖擊，大批農民工失去了工作，他們到底該由誰來管？是由他們的家鄉管，還是由就業所在地管？解決這個問題很急迫。據調查，2008年以來，失去工作的農民中30%不想離開廣東。春節前回去多少，春節后又回來多少。從保穩定和保民生目標出發，地方政府要求企業盡量不要裁員。但是目前企業大都減產和半開工。不裁員實際上是把人養著，維持著基本的運行。這樣下去，到底能維持多久？如果是本地人，本地的社會保障可以管，可以享受失業保險和最低生活保障，農民工則不然。外省的農民工在本地工作多年，現在出現這種情況，到底怎么辦？進一步的問題是，盡管一些企業為農民工繳納了養老保險金，由于接續有問題，農民工離開時帶不走。2008年12月份，大量農民工退保。這種情況在其他地區也曾發生。政策上農民工離開可以保留賬戶，問題是他們能否再回來？
與其他國家比較，當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抗風險能力還比較弱。當前體制機制上存在的問題加大了把各項社會保障法規和政策落到實處的難度。社會保障碎片化現象比較嚴重，覆蓋面狹窄。統籌層次低，各種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困難，保障水平不高。管理體制有待進一步完善。
要把健全面向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體系放在首位,
加速推進無漏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我們或許需要做長期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思想準備。目前加大刺激經濟增長的力度是必要的，但是更要關注深層次問題，包括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我們的眼光要放長遠，不僅要應對當前金融危機的沖擊，還要考慮“后金融危機問題”。
必須擴大財政投入，實現事權和財力相匹配，以基本社會保障均等化為手段，逐步打破“碎片化”體系。面對當前經濟下滑和財政吃緊的狀況，需要減收增支，就在一些根本問題上有所突破。金融危機的“機”就在于敢把過去想解決又不敢解決的問題，借用金融危機這樣一個矛盾暴露和社會共識一致的“機會”加以解決。這就是抓住機遇。社會保障體系就面臨這樣的“機遇”。
應當盡快突破戶籍制度限制，這次波動最大受害者是外來工，因為沒有城市戶口，他們必須回到農村。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與戶籍制度改革結合起來。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要求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社會保障統籌層次要高一些。當前各省有各省的層次，這不利于統籌發展，社會保險關系要走出省內，能夠轉移接續，對此國家要有政策。要把擴大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放在重要位置。
不斷提高社會保障管理水平,確保資金安全和增值，發揮社會保障基金的投資功能。在全球金融危機繼續蔓延形勢下，整個國內經濟如何發展，很難做出判斷。政府難以做出判斷，企業也不敢輕舉妄動，不敢投資。在這種情況下，加大對社會領域的投資是最安全的。在經濟形勢不明朗時，政府不要一味地鼓勵企業投資，但政府可以在社會事業和民生領域加大投資力度。
解決好民生問題必須處理好中央和地方事權與財力的關系。當前地方政府承擔的事務太多，財力有限。特定時期給地方一定的財力是必要的，建議分稅制要更加到位，盡快出臺社會保障稅。目前社會保險統籌基本建立在縣級財政基礎上，不打破現有財政體制體系，高層次統籌問題是很難解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