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不能僅僅將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的建立理解為對本次金融危機的反應。儲備庫不過是一個載體,真正瞄準的,卻是東亞地區貨幣和金融一體化的未來。附著于其上的匯率政策協調機制、亞洲債券市場乃至共同貨幣等高層次貨幣和金融一體化的成果,才是區域內各大經濟體真正想要的。中國應當積極展開游說,爭取將儲備庫的管理中心放在上海。
東亞在最近短短幾年內建立了名目繁多的貨幣金融合作機制,包括亞歐會議財長機制、東盟與中日韓10＋3財長機制等。東亞貨幣金融合作也的確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清邁倡議、亞洲債券基金和亞洲貨幣單位等。
但近年來,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逐漸陷入了困境,各方相繼失去了前進的動力。雖然東盟通常在名義上被視作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中心,但明眼人都知道,其眼界僅僅滿足于追求內部較低層次的一體化,并不足以擔此大任;而真正雄心勃勃的中、日、韓三國,又因主導權問題爭執不休。而推動東亞合作的關鍵,其實正在于中、日、韓三國之間能否實現良性互動。
回顧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難產的全過程,便不難透視三個東北亞國家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從2003年10月溫家寶總理在第七次10＋3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將清邁倡議多邊化的設想,到2007年5月10＋3財長東京會議正式宣布建設“東亞外匯儲備庫”,是為初始階段。
此后談判成果開始以緩慢而穩定的方式推進。2008年5月10＋3財長馬德里會議,進一步將這個儲備庫的規模明確為800億美元,其中,中日韓分擔80%,余下20%由東盟十國內部分攤。2009年2月在泰國普吉島舉行的10＋3財長特別會議上,各方決定將擬議中的區域外匯儲備庫規模從原定的800億美元增加到1200億美元。在今年4月10＋3領導人峰會前夕,東盟內部率先落實了240億美元的具體分配;韓國也宣布出資份額為240億美元。但中日兩個最關鍵國家之間仍未能就此達成一致意見。
最終,在5月3
日的10＋3財長巴厘會議上,中日兩國立場相互接近,雙方同意各承擔384億美元（32%）。同時,韓國出資份額下降為192億美元（16%）;東盟十國份額不變,仍為240億美元（20%）。
以筆者看來,“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雖然掛著應對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招牌,但真正瞄準的,卻是東亞地區貨幣和金融一體化的未來。儲備庫不過是一個載體,未來附著于其上的匯率政策協調機制、亞洲債券市場乃至共同貨幣等高層次貨幣和金融一體化的成果,才是區域內各大經濟體真正想要的。從此意義上說,它其實就是亞洲貨幣基金（AMF）。
因此,絕不能僅僅將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的建立理解為對本次金融危機的反應。首先,在2003年這一機制剛提出時,華爾街金融風暴尚遙不可及;而當這一機制在今年底進入實質運作階段時,各主要經濟體恐怕已踏上經濟復蘇的道路了。所以,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存在與否,對于本次金融危機基本不會發揮實質性影響。即便其間有甲型H1N1流感、能源價格反彈等不確定因素的干擾,也不大可能使經濟復蘇進程出現重大逆轉或中斷。由此,筆者認為,對于東亞各國積極推動儲備庫建設的行為,在分析其背后動機時,若一味著眼于當前的金融危機,恐怕很難令人信服。
其次,中日韓對東盟國家的特殊照顧,顯示這一機制有更長遠的戰略考慮。從形式上看,這一機制借鑒了IMF的設計思路,但與IMF“出資越多、可獲取的資金越多”規則不同的是,未來中日兩國將來從儲備庫中提取的外匯數量不超過其出資規模一半;韓國可以提取等額的外匯;而東盟國家可動用外匯的上限則是其出資規模的2.5至5倍。顯然,若單從理性人角度來看,中日韓三國本身并不能從儲備庫中直接獲益。但這一機制照顧到了一些外匯儲備不足的國家的需求,從長期來看,有助于增強他們參與東亞貨幣和金融合作的興趣。一旦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走上正軌,所有國家都將成為贏家。
最后,從內容上看,與雙邊貨幣互換停留在紙上的承諾不同,與IMF類似,亞洲區域外匯儲備庫要求各國實際繳納資金。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千方百計要求提高貢獻能力。因為各方都清楚地意識到,現在的出資規模直接決定今后各自在東亞地區經濟事務上的話語權大小。例如,在此之前,中日兩國相持不下的原因就在于:中國希望按外匯儲備規模決定出資規模,而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則堅持應按GDP總量來計算。最終,雙方妥協的結果,便是各占32%的同等出資規模。至于韓國和多數東盟國家,雖在本次危機中都曾一度面臨外匯儲備不足的窘境,但也都表達了強烈的出資意愿。這一幕,令人聯想起了近年來新興經濟體與美歐等圍繞IMF投票權和SDR分配展開的競逐。
現在可以預見的是,由誰來管理區域儲備庫,以及這個管理中心放在哪里,將成為各方下一步爭奪的焦點。從東盟角度來看,已經有了亞洲開發銀行總部,不在乎再多一個亞洲版的IMF總部;而中、日、韓出于增強本國對東亞地區經濟事務的影響力乃至促進本國金融中心發展等種種考慮,自然也希望將其總部放在本國境內。韓國媒體正呼吁本國政府行動起來,爭取先下手為強。因此,中國也應當積極展開游說,爭取將儲備庫的管理中心放在上海,這既能在相當程度上保障中國外匯資產的安全,又能有力促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屆時,隨著東亞貨幣和金融合作的進一步推進,其外溢效用還將不斷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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