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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和民營(非公)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兩個組成部分，國有大中型企業在自然壟斷領域、國民經濟關鍵行業及參與國際重大項目競爭等方面具有規模和科技優勢，民營經濟在推進城鄉協調發展、促進市場化、城鎮化、工業化、國際化和信息化，解決就業、增加居民收入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目前，民營(非公)經濟對全國GDP、進出口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從業人員總數的貢獻率分別約為70%、75%、65%、85%，在東部經濟發達省份如廣東、江蘇和浙江，這些指標均在70%以上。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民營企業面臨國內外市場萎縮、市場競爭加劇、經營成本上升、融資困難突出、體制機制制約凸顯等問題，導致企業效益普遍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投資意愿不足，不僅一時難以大力支持國民經濟早日走出金融危機陰影，對吸納就業、增加居民收入和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促進作用也明顯減弱，因此，加快體制機制改革步伐，拓展發展空間，優化政府服務，大力推進民營經濟發展已經成為保持我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
我國民營經濟發展面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市場準入與要素配置不公平和企業自治與行業自律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一)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取得顯著成就，部門服務效率大為提高，國務院等部門為加快民營經濟發展出臺了非公經濟36條和《中小企業促進法》，特別是黨的十七大報告還提出了兩個“毫不動搖”，民營(非公)經濟迅猛發展，占國民經濟比重從不到10%增加到約70%。但應看到我國法律政策運行導向機制尚不健全，非公經濟36條的貫徹落實仍有待加強，具體政策執行力度仍需加大；政府績效及干部考核指標體系設置不合理；監管部門過多、多頭和重復執法仍較普遍；審批環節過多、程序不明確，在一定行業企業審批中還存在互為前置現象；金融、電力、消防、人防和地震等部門存在收費項目設置不合理、收費標準過高和服務缺位等問題；交通運管等少數部門還存在為方便自身履行職責而在一定區域內直接指定單一檢測服務機構現象，造成服務能力不足和高收費，這些問題的存在降低了政府服務效能，削弱了民間創業動力，制約了民營經濟健康發展。
(二)
市場準入和要素配置不公平。隨著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循序推進，我國至少在法律政策層面做到了“非禁即入”的原則，民營經濟可進入領域大為拓寬，資金、土地和人才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民營企業在充分競爭行業領域內具有要素配置和選擇權。但必須看到在電力、石油、金融、航空等壟斷領域和環境保護評估與安全生產評估等生產性服務行業還存在“玻璃門”(看得見，卻進不去)和“彈簧門”(即使進去了，由于行業潛規則而無法經營，最后不得不退出來)現象；2009年中國改革評估報告指出，目前在全社會80多個行業中，允許國有資本進入的有72項，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項，而允許民營資本進入的只有41項，即民資的待遇不僅不如國資，連外資的相同待遇也沒有得到；中小企業普遍存在融資難問題，分布全國的500家浙江民營企業中，有一半以上未獲得過銀行貸款(《浙商》，2009)，江蘇1000家小企業只有2%的小企業與銀行發生過信貸關系(陸岷峰，2009)；用地指標向大項目傾斜，中小企業項目用地一般只能選擇標準廠房；民營企業中高級職稱分配比例偏低，人才市場每年還向人才托管企業收取較高的托管費。市場準入不公平限制了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空間，要素供給及保障不公平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營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三)
企業自治和行業自律機制不健全。企業家是市場經濟復蘇的主角，當前我國民營企業主階層也呈現精英化趨勢，一部分優秀民營企業已經走出國門，利用全球要素進行跨國經營。但要看到我國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主沒有實現戰略轉型，不具有現代經營理念，社會責任意識仍較淡薄，企業缺乏自主知識產權與核心競爭力，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建立；在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的情況下，我國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中介服務體系發育不充分，職責不明確，部分行業協會相當于“二政府”，沒有實現人員、機構和財務“三脫鉤”，成為安排從一線崗位退下來高級公務員的專門場所，不僅難以向企業提供及時、高效的優質服務，還靠向企業收費過日子，更別奢談公信力與代表性，行業的自律、協調與服務功能自然難以充分有效發揮。
加快推進民營經濟體制機制再創新是我國經濟復蘇并實現可持續發展與繁榮的根本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蓬勃發展的奧秘是把市場的自發力量和社會自覺力量充分調動起來，把企業微觀活力與政府宏觀調控有效結合起來，但經過三十年的快速發展，民間自主創造性已經得到充分發揮，民企發展已經遇到了自身難以克服的體制機制瓶頸，需要政府主動適應市場變化及民營經濟發展的需要，堅持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為導向，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創新民營經濟發展的法律政策體系、行政管理體制、市場準入機制、要素保障機制和行業協會自律機制，引導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逐步形成確保不同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的政府、市場、中介組織和企業“四位一體”的良性發展環境。
(作者為浙江青年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