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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唯一出路
    2009-04-27    王建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只有城市化才能打開中國的一個長期巨大需求,也是對沖外部需求嚴重萎縮的唯一出路,即便沒有這場世界性危機,中國也會由于長期積累的結構矛盾,必然會出現一個為城市化補課的城市化高潮
  眾所周知,工業化的過程也是城市化的過程,經濟的現代化就是依托這兩個過程完成的。
     這兩個過程之所以不可分割,就是因為工業化所創造的現代消費品是面向城市人口的,而工業化所帶來的社會分工要求,也只有在城市體系中才能得以順利實現,所以,工業化要以城市化為基礎,城市化則要靠工業化來推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
  城市化創造需求的能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城市化會引發大規模的投資需求,這又分成三方面,一是創造就業的生產性投資,二是基礎設施投資,三是房地產投資。粗略計算,中國從2003~2008年,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大約會引出50萬元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
  第二,城市化會引發更多的消費需求。城市人口有能力消費更多的商品,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就會帶來消費總量的擴張。
  第三,城市化會促進服務產業的發展。比如流通與通訊服務體系、金融與法律服務體系、勞動力市場與交易體系等,醫療、娛樂的服務產業等等。而在農村這些服務產業就沒有巨大發展空間。

  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斷裂

  建國以后,為了完成需要高積累才能建成的軍重工業建設,前30年發展中,把長期保持高比重的低收入農村人口當作了主要的積累機制,所以只有工業化而沒有城市化。改革開放以來在長達30年中,為了給長期欠缺的輕工業發展補課,又長期實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農村工業化政策。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的矛盾仍然沒有解決,二元結構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出現了強化趨勢。
  由于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及改革開放后30年長期發展中,都延續了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的經濟發展模式,所以就形成了獨特的經濟結構:從產出水平看,已經達到了可以滿足人均收入3000美元國家的生產能力,但是從需求水平看,由于占人口主體的農村人口人均收入水平去年只有4761元,折合美元只有700美元,導致國內需求總規模與供給總規模嚴重不對稱,由此就形成了社會經濟總量循環過程中的巨大斷裂層,這是中國形成長期過高的儲蓄率,以至于不得不長期高度依賴外需的基本原因之一。
  如果工業化創造供給,城市化創造需求,則工業化超前而城市化滯后的戰略,就必然會導致一國的內部需求被長期壓抑的結果,所以調整城鄉人口比例結構,加快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就可以釋放出巨大的內需,從而使中國的經濟結構更加協調,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更加符合市場化條件的經濟規律。

  城市化能帶來多少經濟增長

  從國際經驗看,當一國處在人均收入3000美元發展階段的時候,各國的平均城市化率在55%左右,在人口稠密的東亞地區在75%左右,服務產業比重在50%左右。而在今天的中國卻只有1/3的城市人口,服務產業比重只有40%。如果把中國城市人口的比重提升到2/3,即從目前的4.5億增加到9億,使服務產業比重提升到50%,就可以為經濟增長創造出一個長期的內需釋放過程。
  例如,如果2008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有9億,當年的社會消費總額就需要增加55%,相當于要求GDP規模要擴大27%,如果把服務產業比重提升10個百分點,也等于為經濟增長創造出10個百分點的新空間。從2003年到2008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有64萬億元,其中85%是城市投資,總額超過54萬億元,同期城市人口約增加了1億人,即每增加一個城市人口需要50萬元投資額,則增加4.5億城市人口就需要增加225萬億元投資,是去年投資額的13倍,可釋放的需求空間更是巨大,并且沒有造成新的過剩之憂。
  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道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一些主要工業品產量看似過剩,但從長期看仍遠遠不足,以目前陷入嚴重過剩困境的鋼鐵產業為例,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的時候是人均年產量為700公斤到1噸,目前的鋼鐵產能雖已達到6.6億噸,但是如果到2030年15.5億人口高峰的時候,按人均700公斤計算就是近11億噸的年需求,所以從長遠看,目前的過剩顯然是相對的,還有著巨大的增長前景,關鍵看中國是否會為城市化補課。

  為城市化補課是遲早的事

  為城市化補課是中國朝現代化邁進的過程中遲早要做的事情,這不僅可以在世界經濟長期陷入低迷的過程中,為中國創造出一個可以長期增長的內需,而且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在本次經濟低谷中也難以繼續維持下去了。
  新中國在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中,總是把農村當成是一個吸納城市經濟波動的海綿。例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知識青年的上山下鄉,就是把城市經濟難以吸納的過剩人口向農村輸送,改革開放以來,一遇到城市經濟收縮,也是讓農民工大量返鄉,用農民工家里的承包田作為他們的失業保障。
  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的民工潮到今天已經持續了20年,在這20年中,農民工的結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已經是以“80后”和“90后”的民工為主體了,這些年輕人已經習慣了城市生活,甚至就出生在城市,已經不會種田,許多人在出生后家鄉也沒有分給他們田地,因此他們已經是既不愿種、又不會種、也無田可種的一代新農民工了。
  有資料說明,在目前失業的2000多萬農民工當中,至少有一半并未返鄉而是在城市游蕩,當他們找不到工作又花完了手中積蓄的時候,就會成為城市的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調整城鄉結構的迫切性。
  另外,“離土不離鄉”式的工業化過程使工業企業在全國呈散點式布局,2007年鄉鎮企業增加值占全國GDP的比重高達28.5%,同時二氧化硫和固體污染物等的排放量也占到了全國的23%~37%,由于不能向在城市那樣集中處理工業污染物,鄉鎮企業對環境的污染程度就更嚴重,隨著工業污染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嚴重制約瓶頸,鄉鎮企業向城市集中也是必然趨勢。此外,由于鄉鎮企業缺乏良好的外部市場環境,在勞動力流動、技術與信息獲得、倉儲、運輸、法律服務等方面,都必須支付比城市企業更高的成本,也極大地限制了企業在農村的發展,特別是金融服務無法有效深入到農村經濟體系中,更是鄉鎮企業發展的巨大制約。所以,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工業化政策到今天真是走到盡頭,必須作大的調整了。

  農村農業現實也需要城市化

  在本輪經濟增長高潮中,政府提出了“新農村”的政策主張,去年的“三中全會”又提出了“新土改”的命題。新農村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希望通過改善農村生活環境而減輕農民向城市轉移的壓力,顯然不是基于推進城市化的考慮,而新土改則是要解決土地在農村的流轉問題,使土地使用更有效率。
  但是農民失去土地使用權就是失去了生活來源,如果出讓土地所獲得的收入花光后又沒有在農業以外找到新的謀生手段,就會產生大量無業游民。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史說明,小農經濟遇婚、喪、病、事或自然災害極容易破產,其結果就是產生土地兼并和大量游民,這是歷代發生社會動亂的基本原因。因此,不推動城市化就搞農村新土改,是不利于社會穩定的制度安排,而只有在大規模城市化啟動后,當城市經濟成為可以吸納大量農村轉移人口的時候,農村的土地集中過程,才是一個有利于農業發展和現代化建設的過程。
  推動城市化進程還是農業發展的需要。中國的耕地不能增長而人口卻仍在增長,解決吃飯問題就越來越多依靠農業科技和工業化資本物品的投入,以此來提高土地產出率。其根本出路,就是通過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減少農村人口,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戶的耕地資源占有量,以此來提升農民收入,也才有了農業總產出增長的可能。
  以中國的耕地面積和所使用的耕種、排灌機械以及化肥、農藥等工業化投入物,中國只需要1.5億農業勞動力就可以完全滿足農業生產需要了。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中國還存在資本不足問題,到了今天中國已經出現了大量資本和產品剩余,所欠的,只是政府是否有推動這種結合的意愿。

  已經到了必須推動城市化的時刻

  此外,中國耕地面積很有限,隨著工業化過程的推進,工業和交通、城市建設占地日益增多,吃飯和建設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根據有關部門預計,到2030年中國人口還要再增加2億以上,而根據農業部的預測,在保持18億畝耕地與考慮入科技進步因素后,未來十幾年中國的糧食總產量也只能再增加8000~1億噸左右。但是根據國際經驗,如果到2030年中國完成工業化的時候人口是15億人以上,則那時對糧食的需求總量就會高達7.5億~8億噸,比目前增加2.5億噸以上,1億噸的可能增產量顯然是不夠的,這就要求必須對土地的存量格局進行大調整,以此來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這個調整將集中在兩方面,一個是要大幅度提高現有城市的土地容積率,另一個就是要通過城市化過程中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把農村的宅基地轉變成城市化用地。目前中國的農村人口總戶數有2.5億,按每戶宅基地3分即200平米計算,大約是7500萬畝,如果按東亞發達經濟體85%的城市化率計算,中國保留5000萬農戶就可以了,就可以轉出80%的宅基地用于城市化,大約是6000萬畝。不要小瞧這個數字,因為中國政府規劃的未來十年的耕地占用總規模也只有2300萬畝左右。因此,即便沒有國際經濟嚴重衰退這個背景,僅僅出于繼續推動經濟增長的考慮,也已經到了必須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時刻了。
  2003年以來,隨著中國的工業化進入到重化工業階段,以石油、鐵礦和有色金屬礦所代表的重工業所需資源性產品消耗,逐步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制約瓶頸。中國的城市化將會帶來更多的城市人口和資源需求,對國內和國際資源都是巨大壓力,但是,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深化和長期持續前景,給中國在此時推動城市化過程提供了一個空間的好機會,因為全球經濟落潮引起全球資源需求減少和價格下跌,中國在這個時期啟動城市化進程,就會減少很多國際麻煩與支付更低的成本。
  只有城市化才能打開中國的一個長期巨大需求,也是對沖外部需求嚴重萎縮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國經濟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內生性要求,即便沒有這場世界性危機,中國也會由于長期積累的結構矛盾,必然會出現一個為城市化補課的城市化高潮。目前的國內國際因素都在推動中國立即推出城市化戰略,我相信在政府看清了世界經濟危機將長期化這個前景后,城市化就必將成為中國政府下一步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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