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在醞釀的以新能源為主導的跨產業技術革命,有可能使美國再次領導世界產業變革潮流,在全球范圍內重繪產業地圖,進而確立新的競爭優勢。面對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產業可能的大洗牌,中國絕不應局限于使經濟走出目前困難的策略性選擇,必須以前瞻性的技術投入把握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產業走向,決策層亟須盡快拿出實質性措施。
每一次大規模經濟危機都會帶來產業的大調整和全球分工格局的深刻變化。
70余年前的那場大蕭條盡管使美國經濟倒退了30年,但依靠汽車、石化、通訊等領域的技術創新,美國經濟僅用了8年的時間即得到恢復,進入重化工業時代,一躍成為世界首席經濟強國;30余年前的兩次石油危機期間,以鋼鐵、汽車、化工等為代表的重化工業遭受嚴重打擊,但已有豐富應對危機經驗的美國大力發展計算機、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興產業,美國順勢完成了經濟結構的轉型;差不多與此同時,歐洲在計算機、機器人、通信網、生物技術、新材料等領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術成果,為產業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
本次危機大概也不會例外。目前,全球產業經過本次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沖擊,正處于調整與恢復時期。但是產業調整與發展步伐卻不會因為金融危機而止步。美歐和日本等國政府及其處于頂層的一些企業正在醞釀一場產業革命,力圖造就一個能夠成為世界經濟增長新引擎的超級產業。
根據奧巴馬新政的改革邏輯,美國在對金融業止血并穩定了汽車、房地產等產業之后,必須找到一個能夠形成較長產業鏈并能提供巨大就業空間的超級產業,作為實體經濟發展的基礎。在歷史上,汽車和信息技術曾經扮演過這樣的角色�，F在,美國準備讓新能源產業登場了。因為新能源戰略基本符合產業革命所需具備的三個特征,特別是其對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可能帶來的巨大變化以及對汽車和建筑等傳統產業鏈的滲透和延伸,將有可能形成一個能夠支撐美國下一個經濟繁榮周期的產業群。于是奧巴馬上任伊始,即在新一輪財政支出中劃出400多億美元用于能源的開發,以期獲得新能源技術研究的重大突破。一旦該技術成熟,美國將結合其依然強大的金融服務優勢以及豐富的新技術產業化經驗,在全球范圍內掀起自新經濟革命之后的又一次產業革命,重新切割全球產業版圖,在將美國從目前的經濟與環境困局中解脫出來的同時,再次占據世界經濟的制高點。
不僅如此,美國政府和企業還瞄準可能左右世界經濟未來發展的一些潛在戰略性產業抓緊技術投入。例如,奧巴馬政府僅對生物醫學領域的基礎性投入就超過了100億美元。另一方面,以微軟、英特爾為代表的美國頂尖企業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普遍增加研發投入,微軟去年第四季度研發投資增長了21%;英特爾去年第四季度凈利潤盡管下滑了90%,但今年其研發預算高達54億美元;無疑,他們是在為未來的成功“播下種子”。
面對美國正在掀起這場以新能源為主導的跨產業技術革命,中國必須從關乎國家產業安全和爭取積極主導未來國際產業分工的高度,來審視中國目前應對危機的策略和產業發展戰略。
應當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注意到了這樣的問題,中央強調通過擴內需保增長的同時,把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努力在危機過后形成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基礎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優勢。但從業已實施的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來看,決策層面對經濟可能持續下行的風險,短期內看重的還是投資尤其是基礎設施投資對經濟的拉抬作用。尤其各地方政府和企業更是把絕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如何走出目前困難局面的策略性選擇上。這不能不讓人擔心。筆者非常明白,經濟每下滑一個百分點對就業以及社會穩定意味著什么,但在全球產業可能面臨大洗牌、發達國家正在借此機會重塑經濟競爭優勢的緊要關頭,如果我們僅僅著眼于如何使經濟走出低谷的策略性選擇,而忽視了對可能影響中國未來國際分工地位的戰略性產業的前瞻性投入,即便中國在全球經濟衰退浪潮中第一個上岸,又有多少戰略價值呢？
當然,筆者注意到,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等相關官員曾呼吁,中國不能因為當前金融危機導致能源供需矛盾緩和,而忽視新能源產業發展。而有關應該汲取過去一些產業發展的沉痛教訓,密切跟蹤世界新一輪新能源發展方向,加強新能源技術研發,增加對新能源產業發展投資,真正把新能源發展放在一個重要戰略位置的議論也不曾中斷過。而且從操縱層面來看,中國在這方面也是有一定技術基礎的,例如科技部已在相關科技計劃中對節能和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潔汽車等具有戰略意義的低碳前沿技術已經有了部署并加大了投入力度。中國在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風能等領域的研究,有些在國際上也是居于領先地位。但從促進經濟戰略轉型的高度來看,國家對以新能源為主導的跨產業技術投入顯然不夠。筆者呼吁,決策層在保增長、促發展的同時,亟須高度重視這類戰略性產業的發展,盡快拿出實質性的措施。
中國切不可缺席這場可能改寫世界經濟版圖的產業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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