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資委要求央企在本月底之前遞交2008年“紅利”報告。根據相關辦法,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具有資源型特征的18家企業,上交比例僅為10%。國企利潤究竟流向何處已經引發了廣泛質疑。許多人發出了這樣的詰問:誰來回答“國企賺的錢”都哪兒去了？
國有企業憑借壟斷地位獲利,多數人認為國有企業賺的錢要100%分紅,全部上交財政,從而使政府增加公共衛生領域的投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對此,我們需要冷靜、全面分析這個問題,需要在更長的時間維度、更廣的空間維度中考量。固然,短期內通過提高分紅比例,可以緩解幾年中的財政支出壓力,能夠解決一些困難。但在未來十幾年、幾十年中,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時代的到來,人口紅利消失殆盡之時,財政壓力更大,遭遇的困難更多,那時更迫切需要提高分紅甚至是變賣資產應對。目前最為緊迫的是培育市場、造就一批具有活力、不斷創新的市場主體。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將能夠更全面地分析國企紅利問題。
按照相關辦法,資源型國有企業紅利分配比例最高,比例達10%。對于鋼鐵、運輸、電子、貿易、施工等一般競爭性企業,比例是5%。而對于軍工企業、轉制科研院所企業,上交比例三年后再定。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以及市場經濟階段的初期,國有企業沒有上交紅利之說,直到2007年,中央企業才開始向財政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試點工作,結束了國企13年不繳紅利時代。不管比例高低,從無到有,具有積極意義。在當初出臺措施時,面臨著極大的阻力。
紅利征繳比例高,不僅注定要遭遇非常大的改革阻力,同時也不利于企業自身的積累。因此,改革初期的分紅是“低起步”,重在建立機制,只有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順利運轉后,這個分紅比例才有可能向市場化的水平靠攏。我們需要辯證、歷史性看待目前國企紅利上交比例。
從投資上分析,盈利后是否分紅取決于企業后續投資收益情況。投資者將資本投資于企業的著眼點是獲取未來期望收益,如果未來投資收益率高于投資者的預期收益率,企業就有必要不采取分紅策略,留存利潤作為再投資,繼續為投資人創造出更高的收益。而作為國有企業,是否分紅,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標準,就是企業必須證明其再投資符合國家戰略意圖以及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總體思路和方向。把握這兩個衡量標準,也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整體來說,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卓有成效,初步建立起了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企業盲目投資的情況在減少,實際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將會在改革中得以解決。
國有企業的運作效率常被擔憂。由于存在多重委托代理關系,普遍認為國有企業經營效率較低。這幾年來,經過艱苦的努力,“責任層層落實、壓力層層傳遞、激勵層層連接”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體系已經初步形成,國有企業的運作效率已經大大改善。2007年實施的分紅制度,可以說進一步硬化了對國有企業管理層投資決策的約束機制,在未來需要堅持,并在適當時間提高分紅比例。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有著龐大的國有企業群體。盡管經過轟轟烈烈的“抓大放小”、“國退民進”,但仍存在大量的國有企業,在關系國計民生、事關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領域占據重要地位。這些國有企業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現主體,還需要進一步擴大其支配力、輻射力。我們需要清醒的是,不要因為父愛關系,設置門檻保護國有企業,限制民營企業。中國經濟的活力將在更大程度上取決于民營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為了培育市場化的企業主體,在那些難以盈利、但又事關人民生活水平的領域,最好先由國有企業“播種”,培育市場,等市場成熟后,國有企業再退出,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環境、留出空間。國企紅利、全社會稅收,需要統籌短、中、長期經濟發展規劃,科學安排。
國有企業資產屬于全民,由全民所有,但其具體經營還需要一個市場主體。我國養老賬戶有較大的歷史欠賬,有人建議目前應該變賣國有資產、大幅提高國企分紅比例來填實社保賬戶,但這未必是科學的選擇。因為填實后,將面臨著保值增值的問題。血淋淋的事實已經發生,在當前的這場金融危機中,包括股票、債券在內的資產價格大幅縮水,美國、日本、巴西的養老金管理公司損失較大,居民養老金大幅蒸發。因此,只要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在嚴格監管的情況下,國企分紅比例高低不必太多地關注,塑造市場主體,提高市場效率,保持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是關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