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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鐵道部的方案，近兩萬億高速鐵路投資更多的是在拉動日本和德國的需求，是以我國巨大的投資風險和經濟安全風險為代價拉動外國經濟。
為應對美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嚴重沖擊，國務院近幾個月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措施，包括四萬億投資拉動內需計劃，地方政府隨后也推出了18萬億的投資方案。對此，不少人士表示擔憂，因為在以往的大規模投資中，通常存在重復建設和腐敗導致的資源錯配、投資效益低下等問題，如果此次巨額投資仍不注重實際，把資源配錯了地方，則將會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甚至加深經濟災難。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徐根初認為，四萬億計劃是一項重大決策，很有必要也很及時，如果執行得好，將會對促進經濟、擴大內需有很大幫助，當前的關鍵是這四萬億如何花得科學、花得有效率。目前的方案沒有經過大量調查、征詢、論證，對于投資計劃和方案，要防止和避免草率的、大躍進式的決策，一些重大開支應該經由全國人大審查批準。
投資高鐵，利少弊多
投入巨資拉動內需的關鍵在于效率。大戰略研究會研究員楊曉陸分析,投資效率是任何宏觀經濟理論所追求的首要管理目標。效率低下的投資，雖然也能拉動需求，但因其缺少相應的商品和服務產出，故必然導致通貨膨脹。而投資中的財富外流，則不僅無效，而且連拉動內需的作用也沒有，因而是國民經濟的凈損失，是負效率，會孕育累積日后嚴重的通脹隱患。他指出，目前的四萬億方案未將投資效率高低、是否用在瓶頸上這個最該首先考慮的宏觀管理目標放在首位。
目前四萬億投資中有近一半是鐵路投資，其中絕大部分投資于高速鐵路，即總長8900公里的23條客運專線（包括城際鐵路）。將三年前投資上萬億元的5457公里高鐵規劃擴展到目前的8000多公里，投資也擴充至近2萬億元。高鐵總長度增加了不到50%，而投資額卻增加了近一倍，平均每公里高鐵投資由1.8億元增加到2.4億元。
經濟數據已表明，長距離的高速鐵路系統競爭不過航空，高速列車再快也快不過飛機，但所需要的投資卻大大超過航空（一旦建成又會對航空前景形成沖擊）。短距離的高速鐵路因發揮不了列車的速度優勢且投資太大，又競爭不過高速公路和還可再提速的現有鐵路系統。因此，美國等許多發達國家都不投建高速鐵路系統，不是因技術上做不到，而是由于它不經濟。日、法、德等國的高速鐵路系統若想靠日常運營真正實現贏利也很困難，而主要是靠對外輸出技術，賣他們的高鐵系統來收回投資。
“按照平均理論值計算，平原地區修建鐵路的成本為400萬元/公里左右。”而每公里高鐵造價超過2億元，高出普通鐵路50倍，而對內需的拉動效果，每公里高鐵并不比每公里普通鐵路強多少。反之，一定的鐵路投資金額，因為可以修建比高鐵長50倍的普通鐵路，因此，投資普通鐵路對內需的拉動效果，要強于高鐵至少一二十倍。因此楊曉陸認為，以大建高鐵來拉動內需純屬南轅北轍，達不到預期效果。按照目前鐵道部的方案，近2萬億高鐵投資更多的是在拉動日本和德國的需求，是以我國巨大的投資風險和經濟安全風險為代價拉動外國經濟。以我國目前的國情，高鐵只能是奢侈品，遠非經濟瓶頸。為發展國產技術搞一點試驗可以，但目前絕不宜大面積推廣，尤其是在技術上嚴重依賴外國的情況下，對我國經濟和國家安全風險巨大，弊多利少，而對外國卻有巨大利益。
楊曉陸認為，現在所謂的鐵道業國產化，不過是將外方都變成沿用中方大國企原廠名的合資公司而已，我方通過這些合資公司購買外國的技術專利和設備。這種形式上的國產化是在重走汽車工業“引進整機→進口零部件組裝→再逐漸提高國產化率”的老路，其結果只能是扼殺自己的科技研發能力，技術上永遠依附、受制于外國。我國的機車和鐵路設備工業將因而永遠要向外國支付昂貴的技術專利和零部件費用，并永遠受其控制。
更為嚴重的是，鐵路及其車輛制造產業事關國家重大安全利益，核心技術由外國人控制存在重大隱患。一旦外方不提供零部件，我國的高速列車、機車和鐵路網整個系統將陷于癱瘓。
以投資拉動內需，鐵路建設無疑是一個重要方面。當前鐵路建設的方針應是多建效益好的一般鐵路或電氣化鐵路，盡量少建對我國弊多利少而對外國卻有巨大利益的高速鐵路。
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盡可能保證投資效率，盡量將資金投向經濟發展的瓶頸產業和部門，這樣不僅能保障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增加就業水平，而且能最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反之，投資缺乏效率或產生負效率，則會造成巨大的浪費，甚至經濟災難。
投資民生，真正拉動內需
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決心，但關鍵問題是，這四萬億向何處去？地方政府的18萬億又向何處去？中國人經常說危機也是機會，這并不假。自近代以來，重大的制度創新都是在危機和壓力下得以實現的。但這取決于領導不僅僅是為了應付危機，而是要借危機提升國家制度。
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分析，目前中央政府的四萬億投資基本上分為兩個方向，一個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另一個是民生經濟投資，包括醫療改革、社會保障和教育等方面的內容。
鄭永年說，從第一個方面看，建設大量的公共工程，如果沒有完善的監督制度，將會導致大面積腐敗。在任何國家，公共工程都最容易滋生腐敗。在西方，政府還會受到法律、媒體、議會等的監督；但在中國，基本上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從第二個方面看，盡管這次四萬億方案的投資也提到了要以改善民生作為投資方向，投資的十大領域中有很多指向民生領域，但可以預計，到最后，絕大部分的錢一定是投資到基礎設施建設。道理很簡單，項目工程背后總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在推動，而醫療改革、教育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屬于公共服務，沒有人來推動。沒有任何強有力的動力來推動民生方面的制度建設，這是中國社會改革的問題所在。
為了經濟發展，政府進行公共設施建設當然很重要，尤其是在那些非常落后的地區。但是，很難說這一定能夠拉動內需。中國要真正拉動內需就要把現在的“非消費型社會”變成“消費型社會”。怎么來轉變？中國目前沒有一個消費社會所需要的制度性基礎，但如果把四萬億或者更多的錢用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進行醫療改革、教育改革，將為消費型社會的建立打下制度基礎。何況，不建立保障體系，國人都不敢花錢，國際經濟秩序的公正性也受影響，變成中國人積累，發達國家消費。更緊迫的是，隨著經濟下滑，失業人口增多，社會保障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等的建立，也是國家減少動蕩、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允許地方政府發債，養虎為患
《每日經濟新聞》首席評論員葉檀的分析值得深思:目前地方上報了18萬億投資計劃，地方從哪里弄那么多錢？即便政府湊足了18萬億資金，也必須在效率與民生兩方面下功夫。以往在教育、醫療、保障型住房等方面政府支出不足，政府增加公共投資既可以在經濟緊縮期刺激投資，也可以彌補經濟發展的短板，彌補以往公共財政投資的不足。可惜由于民生投資(000416,股吧)沒有即期效益，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顯然不高，在各地方政府已公布的投資藍圖中，重點仍然是鐵路、公路、電廠、房地產等基礎設施工程，而民生工程所占比例很少能超過15%。這將使政府投資與市場投資相混淆，降低社會整體投資效率，而民生短板依然存在。
在世界范圍內，政府投資低效都是痼疾,我國審計報告屢現“財政資金投資效益不高的問題非常突出”的結論。積極財政政策的四萬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任何支出都需要靠財政盈余或發行國債等辦法預支未來收入，如果低效投資與民間投資爭搶市場，忽視民生項目，必然在未來降低中國的整體經濟效率。
地方推出的18萬億大多是基建，然后伸手要銀行貸款，還要求擁有發債權。而在缺乏預決算的法律硬約束、沒有公開透明的公共財政體系的情況下，允許地方政府發債，無異于養虎為患。地方政府在數周內上報18萬億投資，這種大躍進之事必須慎行，投資大躍進實際上是在搞赤字財政，最終民間投資與銀行都會被地方政府財政捆綁，中國經濟堪憂。
名義贏利實則補貼不斷的央企已經夠讓我們頭痛的了，哪禁得起未來數年再爆出地方政府財政紛紛破產的境況！只要我們沒有公共財政的硬約束，只要沒有人大的硬約束（而目前許多地方的人大主任都由市委、市政府領導兼任，其實已無法對政府和當地第一把手起到監督約束作用），給地方政府發債權就是變相剝奪納稅人的財富。這樣做，不僅不是在救中國渡難關，而是制造更大的災難。
警惕經濟重回粗放型增長方式
政府宣布的十個投資方向，強調了結構改革，強調了增加農民收入。從目前財政一攬子措施來看，政府還是充分考慮到了進一步推進結構改革的必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地方政府始終具有強烈的投資沖動。如果刺激方案并未導致居民、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需求的增加，而僅僅喚起了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刺激方案就不可能成功。
我們應該對可能出現的各種后果有充分的估計，政府通過一個超出預期的經濟刺激計劃來提振大家的信心是有必要的，但必須防止各地政府再次一哄而起、大干快上的可能性。這方面2005年下半年的教訓值得注意。
四萬億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更不要說地方政府的18萬億方案了。中國的GDP也只有30萬億人民幣，目前的四萬億方案將使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延續粗放式增長的方式，而這種模式并不能使我們有效地延續經濟高速增長。
在科學發展觀精神的統領下，政府早先已矚意改變十年來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繼而大力推動節能降耗和環境資源的保護，改變單純依靠投資和外貿出口拉動經濟的模式，降低許多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無疑這是一條正確的軌道。
然而，目前四萬億刺激方案對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形成很大的挑戰，有重回過去那種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危險，使得政府原先的努力大打折扣。另外，人們普遍擔憂再次出現重復建設、盲目建設、突擊建設的大潮,而這種擔憂并非杞人憂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