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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恩斯說,我們的思想避免不了成為某位已故經濟學家奴隸的命運。政府應對危機政策是思想的反應,思想是舊的,應對政策也必然是舊的。在大的經濟危機面前,政府短期應對政策逃脫不掉某種歷史的宿命,那就是盲目追隨形勢變化,最終和要挽救的經濟一起沉淪、一起重復某段蕭條的經濟史。
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西方國家當局的應對政策體現出對經濟金融環境變化的被動反應、亦步亦趨特征——當金融機構破產成為現實威脅時,政策要點是挽救機構,避免出現更大的倒閉風潮;當銀根抽緊、信貸市場萎縮時,政策要點是放松貨幣政策,解決流動性短缺問題;當實體經濟衰退日益嚴重時,政策要點是通過財政擴張創造需求;當寬松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組合引發通脹時,當局選擇放棄金本位,樂見通脹對內緩解債務鏈條、對外減少債務負擔的效果;當局勢持續惡化且國內政策出盡時,開始動用匯率和其他保護主義政策工具,對外爭奪,以鄰為壑。最后,所有政策都無濟于事,社會思潮發生重大變化,各類極權主義思潮開始居于社會主流。
眼下各國危機應對政策的脈絡與此前一樣。先是財政當局和貨幣當局不計后果,倉促斥巨資,通過政府注資、擔保、接手有毒資產等手段,遏制金融機構破產風潮。爾后,實施寬松貨幣政策著力解決流動性不足問題,促使信貸市場解凍,直至價格型工具用盡,瀕臨零利率陷阱,進入所謂“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階段。第三步,各國不斷出臺新的財政刺激方案創造需求。按照政策演進的邏輯推理,這之后,如果經濟局面依舊沒有起色,常規政策出盡,有關國家將進入通脹、貶值等惡性政策陸續出臺的階段。
當然,現實不可能是歷史的簡單重復,通脹的情況就比較復雜。目前主要經濟體尚處于加速萎縮時期,油價持續低迷,物價上漲的可能性還沒有轉化為現實性。但如果如一些樂觀觀點估計的那樣,全球經濟在年底或明年初好轉,拉動油價大幅上升,通脹也將伴隨而來。可以預見,屆時,為了呵護脆弱的復蘇,貨幣當局將不會對通脹作出足夠反應。
但是,貨幣對外貶值政策則實際上已經悄悄展開。2008年,在中國前十大出口目的地國家和地區貨幣中,美元（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港元（第二）、新加坡元（第九）兌人民幣基本穩定,全年分別兌人民幣貶值6.4%、5.8%和5.9%。歐元、韓元（第四）、英鎊（第七）、俄羅斯盧布（第八）、印度盧比（第十）兌人民幣均大幅貶值,幅度分別為9.5%、30.5%、32.2%、27.9%和24.4%。同期,中國周邊主要出口競爭對手貨幣也紛紛顯著貶值,比如馬來西亞林吉特兌人民幣貶值10.7%、泰銖貶值20.7%。2009年一季度,韓元、日元、俄羅斯盧布、新加坡元、歐元繼續兌人民幣顯著貶值,幅度分別為10.0%、6.8%、6.3%、5.3%、5.3%。英鎊、印度盧比兌人民幣也小幅貶值,幅度分別為2.0%、2.2%。
美元相對強勢的原因較為復雜。除了市場避險的因素,更為重要的恐怕還是美國維持本幣國際地位的考慮在起作用。次貸危機以來,圍繞美元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貨幣體系重建及國際監管問題,各國紛紛表態。從倫敦G20會議的結果看,在美元地位、國際貨幣體系等核心問題上,各方還都處在蓄勢階段,實質性的爭奪尚未展開。雖然到目前為止的金融危機還構不成國際貨幣格局轉換的樞紐,但美元在此時點上大幅貶值無異于自絕于國際貨幣體系。
面對外部環境變化的現實性和可能性,中國的政策是全球關注的重點。
在匯率政策方面,若人民幣兌美元相應貶值（真正保持兌一籃子貨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則必將引起一系列復雜連鎖反應,進而可能引發全球競爭性貶值局面。若繼續保持兌美元匯率穩定（聽任人民幣兌一籃子貨幣升值）,則中國的出口部門就要承擔損失:主要出口伙伴貨幣匯率的貶值一方面增強了有關國家在歐美市場相對于我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另一方面部分抵消了中國開拓新興市場的努力。
在信貸政策方面,市場預測3月份新增信貸可能超過1月份,達到空前的水平,“適度”寬松政策顯然不是那么適度。若對此反向緊縮調整,則有朝三暮四之嫌。若不調整,則產能過剩矛盾有可能轉化為“信貸過剩”矛盾,實體經濟風險可能向金融領域集中。
應對當前局勢沒有靈丹妙藥。在沒有新思想體系的情況下,從短期看,每一個決策都是正確的;從長期看,每一個決策都值得商榷。正確的政策是某一新思想體系的產物,沒有新的思想,零散的政策即使與形勢的要求偶合,也無濟于事。最終還是任由大危機期間螺旋形下降的規律,引領我們走向不可知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