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手足口疫情再度暴發，4萬多病例遍布全國30個省份，引發整個社會的關注。本報昨日報道河南山東兩地疾控防疫體系的艱難現狀，則無疑有了讓人沉痛的成分。
有多少人，非死于疾病，而死于“防疫體系”之薄弱？公眾此前一再被告知，手足口病可防可治，其傳染性也未必比流感更強。但存在于疫情防控體系中的系列問題，卻使得可防可治成為空談。這種現狀在新醫改意見剛剛出臺的背景之下，無疑更加令人關注。
疫情重災區防疫體系暴露出的，諸如鄉村醫生的培訓，疾控單位人浮于事及資金缺乏等問題，確是基層公共衛生體系脆弱的現狀。在新一期《瞭望》周刊上，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蕭慶倫也指出：“20多年來中國整個疾病預防體系，特別是農村的疾病預防體系逐漸崩潰。沒有人樂意和專心做衛生和疾病監督；很少對保健、衛生人員進行專業培訓；流行病發生多少、程度如何、如何上報、如何應對，這些機制已經完全缺失了�！比绾涡迯瓦@種崩潰的現狀，也成為新醫改方案所要致力解決的問題。
新醫改的公益追求，如增加政府投入，重視基層公共防疫體系等，值得期待。但新醫改又如何解決基層疾控防疫體系的困境亦是公眾密切關注的問題。
按照有關規定，一名醫生便能上報傳染病。SARS之后建立的疫情網絡直報系統，就是基于這樣的一種考慮：瞞報疫情只能使疫情加劇，因為謠言止于公開，恐慌止于公開。一套網絡直報系統，正是為避免瞞報而設計，但現實中，基層行政權力為追求零死亡零風險的“政績”，對一種原應獨立的直報系統的干擾與入侵本能地加以抵抗。
在新醫改背景之下，讓人深思的無疑就是，我們可以盡可能設計出完善的醫改方案，但我們將拿什么來保證醫療管理的專業性？
類似手足口病的疾病本身就是一種流行病，基層的防疫體系離不開現行的衛生行政體系來執行。要避免地方官員的干預和瞞報，首先要改變官員傳統的管制思維，通過制定政績考核的科學依據，實現權責對等。如果官員上報及時，不存在有意瞞報，并且不存在失職瀆職的情形，最后產生的后果責任未必應由直接的執行人來承擔。只有如此，才能讓基層的官員改變壓制瞞報的“政績觀”，永不發病的地區畢竟是例外甚或說不存在的。
當然，手足口疫情再次暴露了基層民主監督的問題，這也給即將進行的醫改敲響警鐘。為了應對復雜的基層現實，新醫改除了要增大對現有的防疫體系投入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醫改改變行政觀念。新醫改應考慮在醫療管理體系內增加來自社會以及專業機構的新生力量，只有打破封閉的管理體系，才能保證資金投入到位，保證人員配置的科學和公平。只有如此，新醫改才能跳出以往改革的窠臼———封閉運行的體系終究行之不遠。
這兩個方面，可以明確為我們對新醫改的訴求所指。醫療體制的改革不可能解決行政權力體制的問題，而阜陽事件中那位多次“違法抗上”、反映疫情的醫生劉曉琳，亦不可能常有。因此要解決疫情防控中的瞞報現象，仍有賴于權力系統自身的規束與謙抑。這甚至可視為新醫改能否順行推行、民眾真正獲益的一個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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