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議了近3年的新醫改方案塵埃落定。長達一萬三千字的新醫改方案基本上涵蓋了原有醫療體制中的方方面面。在總體的政策取向上，基本順應了民意：財政投入為主，醫保覆蓋全民，政府強制主導，醫院強調公益性，解決以藥養醫問題。從政策文本上看，將新醫改方案稱之為民生醫改，似不為過。
對任何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來說，制定并實施一個讓絕大多數人滿意的醫保政策都是艱難的。從國際上比較有代表性的幾個案例來看，僅從衛生經濟學的角度出發，一個以覆蓋全民為目標的醫保體系都面臨著以下幾項難題：全民醫療總費用持續上漲的趨勢；醫療服務價格與醫療服務水平的取舍；醫生與病人之間因信息不對稱產生的交易成本。
二戰后，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建立了各不相同的醫保體系，其中以英國、德國和美國為三個典型代表。無論是英國的國家健康保險（NHS）體系，還是德國的強制型社會保險體系，其抑制全民醫療總費用上漲的手段，都取決于支付方與醫療服務提供方的集體談判。在英國，每年議會對全民醫療費用預算進行表決，一般會將這個總費用控制在GDP的5%左右。然后以集體談判預付的形式，撥給參加NHS體系的醫院和醫師。德國模式中，出面談判的則是法定的醫療保險機構，但不是預付方式，而是事后議價支付。
總的來說，英國和德國模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壓低醫療總費用的規模，即便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醫療總費用絕對數的增加仍是抑制不住的。更進一步說，一旦醫療費用集體談判機制不能有效運轉，醫療過程中監督機制失靈，醫療總費用就將無可避免地成為財政或者醫療保險體系的黑洞。
同樣的問題似乎在美國解決得好些。美國是世界上發達工業國家中唯一一個沒有提供全民性醫保體制的國家。70%以上的人，醫療保障依賴于與就業捆綁的商業醫保市場。其余30%左右的人，則依賴于社會救濟政策和醫療服務領域的社會自救助體制，如由教會自助的醫院。換句話說，美國模式將醫療總費用支出的難題拋給了商業保險公司。
即便能夠比較好地控制住醫療總費用的上漲趨勢，但衛生經濟學的難題將從錢的問題上轉移到醫療服務水平方面。事實上，嚴厲控制醫療總費用支出就必然面臨著可能“既讓馬兒跑，又讓馬兒不吃草”的困境，醫療服務的成本從來都是昂貴的，醫療器械和藥品研發的成本一直是人類社會中僅次于太空科技研發的第二大投資支出，而醫護人員的人力資本投資之高，更不必多言。
控制全民醫保的總費用支出，無異于對醫療服務進行價格管制。而價格管制幾乎必然帶來經濟上的無效率。這種無效率反映到醫療體系中，就是醫療服務水平的低下。比如英國NHS體系中著名的“大病排隊”現象，比如德國醫生群體近幾年愈加頻繁的因收入問題罷工游行，愈加喜歡出走瑞士等國打工賺錢。須知，醫療服務本身并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共物品，過分依賴醫療的公益性，結果極可能是在形式上實現了全民醫保，實質上拉低醫療服務的整體水平，甚至導致公共醫療服務的崩潰。
從發達國家的歷史來看，即便壓制住了醫療總費用的上漲，也抑制住了醫療服務提供方的抱怨和不滿，公眾也成為了這種強調公益到矯枉過正的醫療體制最后的“反對者”。面對醫療過程中先天的高度信息不對稱，面對牢騷滿腹的醫務人員，面對被嚴格控制成本的“藥品菜單”，那里的公眾趨向于對醫療體制產生不信任感，增加了醫療體制的交易成本。
當然，所有問題都無法遮掩提供全民醫保的良好政策初衷。關鍵在于醫療體制需要一個管理精到，規制有序的機制設計，而不應輕易受到短期利益的影響。具體來說，在一個由財政投入和強制型社會醫療保險體系構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制之外，應允許并且鼓勵一個提供差異化、不同品質醫療服務的營利性商業醫療市場存在發展。借以減輕全民醫保給公立和非贏利性民營醫療機構帶來的巨大壓力，滿足不同層次人群的醫療服務需求。
完善合理的全民醫保，應是彈性的，多元化的，具備較多選項的醫療體制。而不能成為單方提供的同質化壟斷福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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