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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3-12 作者:王福重 來源:上海證券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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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經驗性估計，價格水平和失業之間存在著的權衡關系，即當價格水平比較高時，失業率比較低，而價格水平比較低時，失業率較高。這也基本符合中國的情況，我們前幾年就業情況良好，CPI也比較適度；現在，CPI變負，失業率急速上升，比如人保部在周二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現在有1100萬農民工沒有重新找到工作，而企業也出現了崗位流失，大學生就業困難空前。
CPI變負，PPI也繼續下行，盡管東西便宜了，卻絕非任何利好。因為CPI下降，并不是因為成本降低的結果，而是因為經濟中的總需求，尤其是民間需求微弱。總需求是經濟繁榮與蕭條的根本決定因素，通貨緊縮是比通貨膨脹更糟糕的現象。
通貨緊縮必然伴隨失業上升，失業同樣是比通貨膨脹更嚴重的問題，解決難度甚大。因為此時的失業屬于周期性的失業，具有比較剛性的特征，失業率明顯下降，必須等待總需求的逆轉，宏觀經濟走出低谷。
而因為CPI變負，斷言中國經濟已見底，或者在一季度見底的看法，也許過于樂觀了。在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幾個部門的負責人都表示，經濟形勢依然嚴峻。我們應該做更積極應對的心理準備。
在外部環境惡化，外部需求銳減時，拉動內需已經成為保持經濟增長額首選。內需，包括政府的需求和民間的需求。一系列增加民間需求的措施，比如家電下鄉，消費券等，確實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效果也畢竟有限，因為農民的收入最低，消費能力最弱，經濟下滑趨勢，經濟危機影響，不可能寄望這個群體來解決。歷史經驗表明，積極財政政策，是應對經濟下滑的最核心的手段。所以，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才是最現實、最有效的手段。4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應該做好調整規模的準備，如果有需要可以增加，如果民間投資已經保額帶動，則可以減少。
在貨幣政策上，為應對經濟危機，歐洲各國都在降息，零利率時代似乎已經到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已經較為寬松，1、2月信貸超常增長，說明貨幣政策進一步寬松的余地，包括利率下降的空間并不大。
中國的金融系統，主要為國有企業服務的制度性歧視，不是短時間內能扭轉的，這要靠金融制度創新。民間放貸的合法化，允許它們制度外生存，是一個比較好的切入點。
不能把全部問題都歸結為金融危機的沖擊。有些結構性矛盾，過去一直被增長掩蓋了，金融危機使之有機會浮出了水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分配問題。
中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看似不大，但如果按照可比口徑，將所有政府掌握的收入都計入的話，那就比較高了。而居民所得在全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因此就比較低。過去，中國經濟的兩支主要拉動力量，一是政府投資，二是民營的出口部門。現在，后者的力量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個空檔，需要填補，所以，人們現在提出各種拉動居民消費需求的辦法，如恢復五一黃金周。
但是，所有這些都不是刺激居民消費的根本性辦法，因為決定居民消費的核心因素，只有一個：收入。如果放假能拉動需求，事情就太簡單了，來幾個黃金月不就行了。
那么，經濟增速下降時，如何能增加居民收入呢？辦法只能是調整收入分配的機制，在整個國民收入中，增加居民收入的比重。比如減稅，包括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降低企業的所得稅稅負、進一步提高出口退稅率、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特別是圍繞房地產等領域的收費等。另外，購房退個人所得稅的制度，應該好好研究，這個是國際慣例。減稅是實實在在的增加居民收入，一定會有提高消費的效果。
還有社會保障制度，在經濟增速比較快的時候，社會保障問題不明顯，而經濟下滑的時候，問題就來了。社會保障是財政的欠賬，早晚得補。補這個窟窿不用增加稅收，只要調整支出結構就夠了，財政應該優先安排社會保障支出，然后才是行政管理費等。
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制度性歧視做法，也妨礙了消費的提升并造成了更多的失業。現在對大學生就業的戶籍限制已基本取消，這是值得高興的。但是，口子開得還是過小，對高考、農民工、外來者的戶籍限制仍未取消。失業率統計，至今只包括城鎮人員，農村的失業問題，納入視線的也只是進城的農民工，其實，所有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都是典型意義上的失業者。如果能夠把這個龐大群體的失業問題解決好，對拉動內需，進而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善莫大焉，這關系中國今后幾十年的經濟繁榮。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金融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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