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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休閑、旅游券、恢復五一黃金周……一段時間以來，這樣一串串一望便覺無限舒坦的語詞排闥而來，和著陽春三月的晴好時光，給了我等國民以超越時空的美好遐想。而且，在有些官員那里，國民休閑更有超乎旅游本身的價值和意義。國家旅游局一位副司長日前在論及國民休閑的必要性時就表示，國民休閑是一個國家發展到“盛世”的表現，是一個民族繁榮昌盛和生活水準高度的重要體現。（《中國經濟周刊》3月11日）
很理解副司長先生講述這番話時的激情和自豪，然而休閑不可僅僅被視為“盛世”的表現，它更是一項公民權利。
很多國家都以憲法的形式規定了國民有休息的權利，我國憲法也規定，公民有工作的權利，也有休息的權利；此外，馬克思對人類生存狀態的相關描述也十分精到，他說，在物質極大豐富的共產主義社會，工作不再是人類謀生的手段，而是人的愛好與興趣。
此外，他還引入了“閑暇時間”的概念，認為閑暇是人的全面發展所需要的自由時間，“這種時間不被直接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從而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辟廣闊天地。”
在以往，我們還不甚強調“國民休閑”，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那其實是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它和作為主體的人如影隨形，既不可強力剝奪，也不可驟然強加。國民對于休閑這項基本權利的疏遠和陌生，以及固有文化對休閑的有意無意的扭曲，實在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
扭曲之一是過于強調“勤勞勇敢”，無休止的勤勞中間，似乎沒有怎么留下休息、休閑的空當，倒是留下了諸如“游手好閑”之類惡評。再一種扭曲則是以“勞心勞力”、“上智下愚”的區分，人為割裂本應人人平等的休閑權利。目下，在國家旅游局官員的表態中，似乎又出現了與時俱進的新“扭曲”。一是以國家喜逢盛世、民族繁榮昌盛的宏大敘事做由頭，佐證推出“國民休閑計劃”的無可辯駁；再就是片面、機械的休閑工具論，僅僅將國民休閑當做撬動內需的一個應手工具。
兩項新“扭曲”忽略了休閑作為國民權利的本質特征，使得其更像是急匆匆的應時之舉。也因此，其很難在實踐中行之久遠是必然的。而且，因為設計、推動的初衷出現偏差，將來會有多少變種“國民休閑”也未可知。剛剛看到兩則新聞，頗感苦澀：北京豐臺區一村委會干部公款旅游，村民兩次攔截不成（《京華時報》3月11日）；成都一家幼兒園組織5歲小孩修學游日本，6天報價1．18萬元，遠高出市場價格。（四川新聞網3月11日）
我絲毫不懷疑倡導“國民休閑計劃”會增進國民福利的預期，我更為國民的休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動內需、助力中國經濟復蘇而欣慰。但是，在舉世擾攘中，我還是更關心國民的休閑權利是不是真正得到回歸，是不是真正得到捍衛。如果僅僅是為了應時，僅僅是為了印證“盛世的內在需求”，即便到手的福利，也隨時有可能失去，更不用說期間出現的種種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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