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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既然享受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所有利益,就應當承擔起與利益對稱的國際義務,重塑其金融信用體系,特別是讓發展中的新興國家享有與其經濟地位相當的發言權。只有在承擔義務、分享成果、協作分擔的國際經濟金融新體系下,才能走出美元獨大造成的全球經濟失衡進而導致危機來臨無法及時應對的局面。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奧巴馬雄心勃勃的新政政策一出臺,歐美股市應聲而落。這種集體無意識的集中反應,無疑對白宮新政投了否定票。因為事情明擺著,只要美國新政府無法及時建立起與全球各國分享成果的共享、共有、共創新的新經濟秩序時,世界經濟不可能真正走出危機,美國經濟運行也才會正常,廠商生產、居民消費、政府的政策就無法協同有效。
讓我們來稍稍看看制約奧巴馬“新政”多種因素。
先看美國居民的消費乘數有多大？面對金融危機下的減稅政策,會否出現較高的消費乘數。確實,在經濟繁榮時,美國居民通過信用透支,超過收入倍數地透支消費,因此,當時的美國居民確實是在“消費乘數”下高消費。但金融危機爆發后,不僅金融領域投資在去杠桿化,居民消費也因為居民的信用下降出現去杠桿化。如果說,金融投資去杠桿化導致了流動性萎縮,從而加劇了虛擬經濟的危機程度,那么消費去杠桿化,將迫使實體經濟的危機因為種種原因消費信心和消費信用的下降而出現負消費乘數現象,即減稅后“增加”的收入不大會再用信用透支而會保持家庭的“流動性”而持幣現象,即使商品價格下降,居民也不大可能如中國家庭因為前期的儲蓄而“搶購”。
然后看美國廠商的投資乘數有多大？在美國居民的消費行為因為信心下降和信用下降出現負乘數效應時,美國廠商不大可能因為國家的投資計劃而擴大其投資乘數,因為廠商的信心也因各項經濟指標特別是消費價格指數的下降而下降。美國國會為了美國利益而附加的“愛國條款”,即使對部分如鋼鐵廠商的短期利益有利,卻損害了美國作為自由經濟體的自由貿易的品牌與信譽。在世界經濟因為虛擬經濟發達而一體化的時候,在世界經濟振興的信心需要全體一致行動的時候,此類愛國條款不過是貿易保護主義最為惡劣的樣本。占有世界產業分工體系高端的美國經濟,如果還要與加工制造為主的新興國家在鋼鐵等行業進行貿易保護主義形式的競爭,實質上阻滯了新興經濟體的反危機努力。在技術、設計、品牌、渠道等占盡優勢的美國,一方面防備發展中新興國家在其危機時對技術、設計、品牌和渠道等收購,一方面又對制造業設置了貿易保護主義的壁壘,以求將危機甩給他人。這實際在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美國的危機因為美國政府的短視而無法在近期結束,或者說,美國的金融危機因為美國的自我保護新政而可能加劇。
股市好壞直接關系美國居民的財富升縮,決定了美國居民的消費信心與消費能力。在消費信用已萎縮的條件下,股市下跌所帶來的消費信心下降,必然導致美國終端產品市場的萎縮,因此,即便施行“愛國主義”條款,也無法讓美國廠商積極響應政府號召而產生投資乘數倍增。
再看能否出現就業創造就業的就業乘數？自2008年1月以來,美國就業人數減少350萬,為1939年開始編制就業數據以來的最大年降幅。新政計劃能否為美國保住和創造約350萬個工作崗位,以扭轉就業形勢惡化導致的消費信心不足,還值得觀察。就業增長與業績增長只有在經濟復蘇和繁榮階段可能是同向的,在經濟危機下,廠商的本能行為是裁員以降低費用。因此,美國政府的就業增長計劃在強大的工會力量的抗衡下,如果無法因為銷售增長導致業績增長,業績增長導致經濟擴張,就業乘數就無法出現。更何況在金融業危機短期無法扭轉,在政府、工會、廠商、居民的四角關系中,單純的政府意愿又怎能達成？自認代表低層居民利益的奧巴馬政府,只得寄厚望于推行類凱恩斯政策,全力擴大政府投資,以此拉動民間的投資需求,從而求得投資乘數的放大效應。但經濟發展客觀的規律恐怕要讓奧巴馬政府失望,即使加上使用美國鋼鐵等條款,工會還是以其本身的職責所在,不會犧牲就業者的利益為前提而讓廠商提高效益,特別是居民的消費乘數無法啟動的背景下,廠商的信心下降,必然導致就業崗位乘數的下降。如此,在奧巴馬政府的四年任期內,出現就業推動就業的大繁榮景象不大可能出現。
最后看世界經濟的前景即危機時間究竟有多長？在全世界陷入由美國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危機的時候,需要各國政府與全球資本同舟共濟,一起用力將經濟從危機的漩渦中拔出來。現在美國政府想享受拔河勝出的成果,卻不想在拔河時使力,推卸重振市場信心理應承擔的國際經濟義務,卻希望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承擔超過其實力的國際義務。如此,新政的目標與效果又怎么可能不適得其反呢!
美國既然享受了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所有利益,就應當承擔起與利益對稱的國際義務,重塑其金融信用體系,特別是讓發展中的新興國家享有其經濟地位相當的發言權。只有在承擔義務、分享成果、協作分擔的國際經濟金融新體系下,才能走出美元獨大造成的全球經濟失衡進而導致危機來臨而無法及時應對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