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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國開始實行存款準備金制度以來，存款準備金制度經歷了歷史性的演變過程，從最初的保持銀行的清償能力，到調節貨幣供應量的有效手段，無論是準備金制度本身還是它的作用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了減輕金融機構的負擔和減少存款準備金制度的稅收功能對競爭機制的扭曲效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與發達國家一樣也存在降低法定存款準備率的趨勢，但總體而言，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定存款準備率普遍高于發達國家。
雖然大多數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經歷了一個不斷下降的過程，但改革的力度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一些國家大幅度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甚至完全取消了存款準備金要求。例如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丹麥、瑞典等國家就已經完全取消存款準備金要求，這些取消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國家大部分都已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在這些國家，大多數商業銀行的準備金水平降低到了只與其日常清算需要相應的水平，實際上是清算的邊際需要最終決定它們的準備金水平。與此同時，這些國家在實際實施的過程中，分別根據各自的結構特點，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措施協助銀行在無指令性存款準備金要求情況下有效的管理準備金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
總之，根據近年來美國和其它若干國家的經驗，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中央銀行取消存款準備金要求，就必須大規模的改變其他貨幣政策工具。特別是中央銀行為保持其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能力，必須保證相關的存款機構仍有在央行保持準備金負債。因此，中央銀行可能至少會要求部分存款機構通過中央銀行進行清算和金融交易，并繼續對出現透支課以罰款。中央銀行還必須采取其它一些措施，以使存款機構將其不大愿意使用的貼現窗口作為減輕準備金市場壓力的安全閥。盡管如此，貨幣市場仍會劇烈波動，從而難以預測銀行系統對準備金的要求而破壞中央銀行實現理想的儲備市場的能力。
不難看出，在一些發展中國家頻繁調整準備金率的同時，同樣的背景下，西方國家卻很少使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工具。從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情況看，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20世紀90年代前一直作為信貸總量調節工具，這和我國目前的情況類似；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存款準備金在西方國家的信用調節功能日益減弱。20世紀90年代初，以美、法、加等國家為代表，部分西方國家首先取消了定期存款的準備要求，隨后這一做法為其他發達國家采用，目前主要發達國家的存款準備金水平已基本降為0%，大部分國家放棄使用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作為貨幣政策工具。
導致以上情況出現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隨著金融創新的進行，新金融業務的開展，新金融產品的推出，商業銀行調度資金變得越來越容易，很多創新型金融工具可避開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銀行調整法定準備金比率對貨幣供給的作用將越來越小。這也正是目前一些國家相繼放棄這一政策工具的主要原因。
第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控功能日益減弱，很難滿足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需要。相對于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工具，存款準備金作用劇烈，作用時滯大，不利于央行及時調整貨幣概覽，并對金融市場進行微調。近年來，西方央行在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上日益偏重價格型指標，工具選擇上也更傾向于價格型工具，利率指標的重要性遠遠大于貨幣供應量，而存款準備金工具作為典型的數量型工具只能作用于銀行機構的可貸資金量，而不能有效影響金融市場資金價格并引導資金流向，這一數量型特征也導致存款準備金工具逐漸淡出舞臺。另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工具對信用收縮或擴張的影響力度過大，而該工具在實際作用過程中會出現嚴重的時滯，在金融市場國際化程度高的國家，這一時滯特征更為明顯，使得中央銀行主動性減弱，政策適用性下降。
第三，過去二十年間，存款準備金的風險管理功能也在逐漸減弱。隨著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和新資本協議的全面實施，資本監管日益取代存款準備制度成為當局對商業銀行進行風險監管的主要手段。其主要原因為:其一、在金融創新條件下，規避存款準備的金融創新產品繁多，存款準備要求日益失去了風險監管功能；其二、金融界對風險管理的認識日益深刻，監管者意識到商業銀行面臨的風險絕不僅僅是支付問題，支付困難只是銀行體系風險爆發后的表現，通過建立存款準備制度或存款保險制度并不能在事前預防銀行體系風險;其三、隨著全面風險管理思想的深入，以資本監管為核心，資本充足率要求為核心的資本監管模式日益成為各國過高的準備金率必然提高存款機構的運行成本，使國內各家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不斷，用于抵消這一政策工具的功能，這便增大了央行宏觀調控的難度。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國際銀行業的競爭日趨激烈。為使各類金融機構競爭基礎處于平等地位，國際上法定準備金率有逐漸降低的趨勢。西方國家以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利率傳導作用越來越成為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針對銀行信貸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反映狀況越來越不全面，銀行信貸傳導作用越來越小的局面，日益健全金融市場；隨著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資產價格、財富效應的傳導作用越來越重要，開始將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監控指標之中；對預期和信心的傳導作用的重視;新經濟和股市財富效應的增強，致使利率與股市的關系復雜化，貨幣政策的利率傳導渠道也面臨新的問題和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