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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目標實現有賴于有效就業的增加。在目前的宏觀背景下,如果沒有就業的增長,其他宏觀調控目標難以實現,和諧社會的建設步伐也將滯緩。
基于對世界經濟衰退和國內經濟下行的考慮,200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宏觀調控目標,力爭保證今年GDP增速達到8%。盡管這一調控目標比較理性,但它忽略了“保就業”這個關鍵的調控目標。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宏觀背景下,如果沒有就業的增長,其他宏觀調控目標難以實現,和諧社會的建設步伐也將滯緩。
一、就業問題與宏觀經濟增長密切相關。黨的十六大以后,我國的宏觀調控目標確定為“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對于這一提法,理論界迄今尚有爭論。一些學者主張宏觀調控目標應表述為“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維持國際收支平衡”。表面上,這兩種表述幾乎沒有差異。但實質上,兩者卻有很大不同。前者是以經濟增長為首,后者則以增加就業為先。理論上,經濟增長與增加就業相輔相成。凱恩斯主義關于擴大就業的法門,就是通過擴張性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但是,經濟增長既可以通過增加資本投入,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來實現,也可以通過增加勞動投入,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來達到。兩者的就業效果是不一樣的,前者會減少就業,后者會增加就業。尤其是,增長與就業的先后次序,決定著政府宏觀調控的導向。經濟增長在先,就業必須服從增長;就業在先,增長則必須服從就業。
中央政府提出今年的調控目標是“保八”,這意味著增加就業必須服從于經濟增長。有人認為,經濟增長“保八”,實際上就是保就業。其實,這一觀點是值得商榷的。改革開放30
年來,我國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呈反向發展態勢。1985－1990 年,GDP 年均增速為7.89%,同期就業率年均增長2.61%;1991－1995 年,GDP
年均增長11.56%,而就業增長僅為1.23%;1996－1999 年,GDP
年均增長8.3%,同期就業增長卻下降到0.96%。可見,經濟增長并不一定帶來就業的增加。從目前“保八”的措施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資計劃主要集中在刺激就業彈性很小的鐵路、公路、機場和城鄉電網建設等資本密集型部門,而不是就業彈性很高的民生和農村等勞動密集型部門,政府的投資不可能帶動就業的增長。而且,經濟增長的質量也難以保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目前全國公路建設及配套措施已經相對飽和,大規模投資的機會有限。這些投資繼續向基礎設施投資,有可能導致產能的進一步過剩和企業庫存的增加。筆者認為,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政府的投資應該主要投入服務業、中小企業或民生領域,通過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來鼓勵創新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大力支持服務業的發展,加快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只有這樣,投資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而且也會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只有以增加就業為基礎的經濟增長,才是有意義的。
二、就業問題制約著內部需求的擴大。從經濟學理論講,內需的主體包括三個部門:居民部門、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鑒于啟動內需的動力是消費而非投資,所以,啟動內需不能依靠企業與政府這兩個投資部門。如果繼續依靠企業來拉動內需,那么,我國將繼續成為一個生產型社會,繼續定位于“世界工廠”,為發達國家的消費進行積累和生產,繼續沿襲為西方市場服務的經濟體。如果繼續依靠政府來拉動內需,那么,不僅政府的職能轉變難有實質性進展,涉及民生的一系列社會制度也難以得到有效建立。因此,啟動內需,真正需要依靠的是居民部門。我國擁有13億人口,約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此巨大的市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是難以估量的。
目前,失業問題和就業困難,已經對居民的消費造成了巨大影響。從農村消費方面看,本次危機可能會影響1500－3000萬農民工的工作,農民工的收入水平不斷下降,農村消費能力因此會減少9000－18000億元;從城鎮消費方面看,城鎮失業率上升和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將導致城鎮消費能力的萎縮,估計會在8000－12000億元左右。筆者認為,就業是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就業難必定影響到居民的收入,進而影響到居民的消費能力。這是一個連鎖反應過程。中國經濟長期受困于有效需求不足和消費不振,其根源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和收入預期不好,從而使經濟增長不得不長期依賴于投資和出口,這也是本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影響較大的原因所在。因此,當前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給居民部門提供穩定的就業,穩定居民的收入預期,從而刺激消費。消費啟動起來了,過剩產能和庫存就會得到消化,企業才會有資金去擴大生產,招收更多工人并提高其工資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三、就業問題影響著經濟結構的調整。結構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也是影響就業的重要因素。
“調結構”目標的實現,一是要求我們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改善三次產業的比重。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對GDP
和就業的貢獻率都達到了60%－75%;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也達到了45%－60%,而我國僅為30%。筆者認為,沒有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將比較艱難。二是要求資本密集的大企業與勞動密集的中小企業之間,在產品生產與服務供給、市場供給與消費需求之間保持均衡。一般而言,資本密集型的大型企業生產的中間產品和最終消費品,形成對市場的供給遠遠大于其本身形成的消費能力。而中小企業產出除了一部分是中間產品外,大部分是最終消費品和社會服務,其需求遠遠大于其形成的供給。因此,中小企業形成的消費能力要能夠平衡大型企業產出的供給。否則,如果不能通過出口進行平衡,全社會消費能力就會失衡。三是要求投資基礎設施的資本要與發展勞動密集企業之間相互平衡。前面談到,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增加部分就業,但是,當這些基礎設施建設完畢后,大量的就業又會中斷,其消費能力不可持續。因此,關鍵是要鼓勵創業,積極發展中小企業,形成穩定吸收、持續就業的局面。四是要求現代農業與中小企業、服務業發展實現良性互動。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將不斷地從農業擠出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將被城市和城鎮的發展所吸納。在城市和城鎮中,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吸收了農業剩余勞動力。城市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發展經濟學理論所講發展,就是人口不斷從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而且發展的程度最重要的指標是城市水平。
四、就業問題直接關系到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外歷史經驗表明,失業是一切社會不和諧聲音的“導火索”,純粹的失業救濟只會培養大批的“懶漢”,不能消除社會的不和諧。相反,為失業者提供就業崗位,不僅能使失業者在勞動中充實自己,而且還能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使社會更加和諧與繁榮。以阿馬蒂亞·森為代表的新發展理論也認為,發展是一個與個人自由和社會承諾緊密聯系的過程。發展的核心是擴大人們所真正享有的經濟自由,消除貧困（失業）、專制、匱乏的經濟機會。在新型加轉型的背景下,我們所面臨的發展問題,關鍵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如何完善具體的制度安排、改進發展方式和策略,讓廣大社會成員充分參與經濟建設并分享發展成果,共同享有經濟自由和經濟機遇,這是“以人為本”的現代發展觀和“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