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4日，上海市2008年經濟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披露，至2008年末，上海常住人口1888萬人，其中戶籍常住人口1371萬人，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75％。。事實上，上海戶籍人口負增長態勢已延續多年，上海在數年前就已成為國內老齡化問題最嚴峻的特大城市。
而在前不久召開的上海“兩會”上，上海市高調推出戶籍改革，其中市長韓正承諾將于2月底出爐的將人才居住證轉戶籍的政策被媒體認定為“滬籍新政”的最大亮點，受到輿論普遍關注。許多報道自信地以為，上海率先松動戶籍政策可能引發全國連鎖反應。
眾讀者閱讀至此，一定感覺有點兒糊涂，前兩段并無直接聯系，為何扯到一起說？
我要說的是，上海戶籍人口多年負增長，以及由此進一步加劇的上海人口老齡化問題，才是上海決定實施“滬籍新政”的一個主要動因。
還有，上海的商務成本包括居住成本都是中國最高的，這成為上海吸引高端人才、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發展生產服務型中高端三產的致命軟肋之一。鑒于商務成本短期內根本降不下來，“滬籍新政”明顯隱含有以“戶籍福利”（包括做真正上海人的自我滿足感）來抵沖商務成本劣勢的政策意圖，以便留住和吸引對上海發展有用的人才。
改革開放30年，上海戶籍政策大的調整已經歷第四波。最近的一波啟動于2002年至2003年間，當時上海戶籍一度對所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者開放，但進入2004年之后，政策立即剎車，至于眼下的人才居住證恰系戶籍大門關閉后所開的一扇偏門。
政策倒退有時候不能簡單地抨擊為朝令夕改，更多出于利益算計。眾所周知，國內任何城市，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的市民福利待遇是大不同的。上海在2004年突然關閉大門開偏門，正是利益算計的結果。戶籍人口大量增加意味著市民福利開支的水漲船高，當主事者認定“支出”與“收獲”并不對等時，政策改變實難避免。
利益取舍亦是政策改變的又一成因。上海希望提升整體人口素質，但這并非無本買賣，尤其是人口素質對城市發展并非越高就越好，超越了城市的發展階段，大量戶籍高學歷人才集聚于上海作普通勞動力使用，其用人的財政成本和社會總成本顯然比使用低學歷勞動力更高。
關于“滬籍新政”，眾媒體的報道還混淆了一個基本概念，上海有居住證和人才居住證之分，二者的福利待遇亦有天壤之別。舉個例子，一般居住證只能享受外來人口的綜合社保，人才居住證則可以繳“四金”。此次即將頒行的“滬籍新政”只針對人才居住證轉滬籍而言，且仍有門檻設置，對持人才居住證者亦非“普惠制”。
這一次上海決定實施“滬籍新政”還有產業結構調整的考慮。外埠讀者有所不知，上海當年關閉大門開偏門，在于上海樓市、股市、資本運作帶來了滾滾財源，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并不那么迫切。時過境遷，上海被迫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而周邊城市吸納人才的政策又遠比上海優惠，才迫使上海果斷采取戶籍政策轉向。鑒于歷史和現狀，以及政策從來就屬“策略”的根本性質，上海“滬籍新政”是一項堅定的改革之舉還是權宜之計，社會各界還是先觀察為好。
當然，凡“新政”一定與改革搭邊，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會“引起全國性連鎖反應”，也還是看一看再作評價不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