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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總統奧巴馬對華爾街高管的“限薪令”一出，深陷經濟危機中的全世界為之齊聲喝彩。基于中國過去10多年來貧富分化日益尖銳的社會背景，這一“限薪令”在我們這里贏得的掌聲尤為熱烈。不識相的國泰君安偏偏趕在這當口端出高額內部薪酬福利計劃，自然成了一只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我素來反對把西方發達國家里發生的事情與中國的情況做簡單直接的類比，因此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奧氏“限薪令”的依據和前景。根據這條規定，那些接受政府“特殊救助”的公司，其高管年薪不能超過50萬美元，額外薪酬必須以限制性股票的形式發放，而且要等這些公司清償了納稅人的錢之后才能授予。
奧巴馬是完全有權力這樣做的。因為這些私人公司本來是要破產倒閉的，在接受了美國政府的特別救助資金后，它們的實際控制者已經變成了國家，奧巴馬當然可以代表國家行使公司董事會的職權。50萬美元對于我和絕大多數中國讀者來說，很可能已經是一輩子都掙不到的一個天文數字。但對華爾街的那些高管而言，這筆錢的心理效應大概相當于讓我們這里的大型金融企業——比如說國泰君安——的老總一年拿10萬人民幣的總收入，他們肯定不會認為自己只值這個價。那么，“限薪令”將會產生什么樣的真實效果呢？在我看來無非有以下幾種可能性。
最可預料的一種情況是，這50萬美元僅僅是表面文章，難以真正實現有效約束高薪的初衷。正如《華爾街日報》2月6日一篇報道指出，政府過去限制高官薪酬的措施基本上都事與愿違，這次新措施可能也會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最嚴厲的措施可能將只影響少數企業，其他企業則可以通過對額外薪酬進行股東投票規避其中一些限制。假如年輕氣盛的奧巴馬決意將“限薪令”進行到底，那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第二種情況：真正的優秀人才從華爾街大量流失，留下的則是本來就無處可去的平庸職員。由此來看，奧巴馬“限薪令”的真實前景恐怕不會像他的那些極富感染力的話語那樣，令正在憤慨不已的美國人民大快人心。
奧巴馬和民主黨參議員們可以用“貪婪”、“可恥”甚至更嚴重的道德指控痛斥華爾街的精英，本次金融海嘯也確實暴露了美國經濟的缺陷，但它并不會動搖它建國230多年來一直奉行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因此，面對那些“為富不仁”的華爾街精英，大部分美國人只能無奈地承認：他們比我們善于利用游戲規則為自己謀利。
以國泰君安為代表的中國金融業卻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實際上，在全國100多家證券公司中，國泰君安的經營業績是名列前茅的，而公司員工的平均收入狀況卻是偏低的。就算不像國泰君安最新澄清的那樣，32億元不是“計提”而是“實發”，情況仍是如此。這也是為什么過去兩年中有那么多大型公募基金的經理人紛紛跳槽到私募那里的根本原因。如果僅從局部的邏輯來看，國泰君安是有理由大聲叫屈的。但這并不能掩蓋中國金融業在全社會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狀況，雖然這種制度層面的不合理不能完全由國泰君安來承擔。
對中國金融行業的基本邏輯，可以作一個十分簡潔的概括：國家一直將金融市場視為國有經濟融資脫困的工具，而不是社會資源配置的平臺。立足于這一基本邏輯，國家對金融行業采取強有力的行政壟斷，以期確保絕大部分優質金融資源始終流向國有企業。不過，這種政策導向由于排除了競爭，不僅沒有可能達到預期目的，還對國有企業和金融行業造成了雙重扭曲——一方面，國有企業能夠不斷地獲得金融“輸血”；另一方面，金融企業可將自身經營管理不善、鋪張奢靡浪費等等造成的成本算到所謂“政策性負擔”的賬上。
因此，華爾街的那些人是靠他們智力暴富，而他們的中國同行則是靠壟斷而維持高薪的。同樣是搞金融的，如果在華爾街，你需要比別人更靈敏狡猾；在中國，你需要親近別人無法親近的公權力。搞清楚了這一點，也就抓住了將奧巴馬“限薪令”與國泰君安高薪計劃作比較時必須抓住的重點。對美國來說，當前最需要的是加強金融監管，其中可能也包括暫時限制高管薪酬；對中國來說，情況恰好相反，最需要的是放開金融市場的自由競爭，讓游戲對所有人開放。
如果中國也必須限制一些什么的話，依我看，再沒有什么比限制行政權力干預市場更加重要和緊迫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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