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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體報道，有關部門正在醞釀對個人所得稅進行深層次的改革，目標絕不僅僅是單純提高個稅起征點，而是要建立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實施科學的稅收減免與扣除項目，公平稅負，減輕低收入階層的稅收負擔。
如果這次果真對個人所得稅進行徹底的改革，為其植入民生和公平的內核，促進社會福利，那么這一改革必將成為當下中國社會的重大公共事件。
我們認為，個稅政策的核心問題是誰真正承擔了最重的稅收負擔，也就是說，哪個階層交納了最大比例的稅收。中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制，在民眾各種制度性負擔加大、收入增長緩慢的情況下，不僅體現在起征點畸低，更體現在缺乏一個體現公平與效率的總體制度架構體系，從而在稅負的實際分配上嚴重偏離了公平和正義：比如，在美國，將近50%的工薪階層只承擔了聯邦所得稅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個人所得稅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擔了30%多，從而形成了比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稅收負擔結構。而在中國，按照先前《中國經濟周刊》的說法，中國的富人約占總人口的20%，但是他們上繳的個人所得稅還不到個人所得稅收入的10%，使得中國的富人的稅負成為世界上最“輕”的。
而這種在稅收公共政策上被忌諱的“金字塔形”的稅負分配結構，除了個稅起征點問題之外，更主要的源于落后于國際個稅改革現實的分類所得稅制，以及根本不考慮納稅人家庭負擔和支出的抵扣制度。這種分類所得稅制與綜合稅制相比，缺陷明顯，對不同性質的所得分項計征，難以全面、完整地體現納稅人的真實納稅能力，從而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人少納稅甚至不納稅，所得來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納稅的不公平現象。正是因為分類所得稅有以上弊端，從目前世界各國個人所得稅的歷史脈絡看，現在很少有國家實行單純的分類所得制，而是實行綜合與個人分類所得結合的混合稅制，除了對個人不同收入來源采取相應的分類外，還采用綜合個人所得稅制，將其全年的收入納入計稅范圍，避免了收入項目多反而繳稅少的制度悖論。
而在稅收抵扣項目的設計上，我國當前的抵扣項目完全按照納稅人個人的支出來進行設計，既無視中國“鄉土文化”中家庭收入負擔的傳統，更無視個人收入承擔整個家庭支出的事實。而從國外情況來看，除了為低收入階層提供了專門的稅收抵免項目之外，還綜合考慮納稅人的家庭負擔和贍養人口的實際情況，允許納稅人就其贍養人口的多少和實際負擔扣除一定數額的生計費用。在特別費用的扣除上，美國的個稅扣除項目更是涉及大額投資性支出的退稅制度。這些合理的制度設計，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稅負，給個人所得稅本身的制度結構嵌入了個性化和人性化的內核。
因此，無論是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還是順應個稅改革的國際潮流而言，參照國際上先進的稅制改革經驗，對中國個人所得稅進行徹底、深層的改革已經勢在必行。
考慮到從分類所得制直接過度到綜合所得制有一定的困難，我們建議采用部分分類征收與部分綜合征收的過度模式。在抵扣方式上，應該綜合考慮家庭負擔，實現由目前的以個人為單位納稅向以家庭為單位納稅的轉變，在制度設計上體現對納稅人贍養人的支出的扣除。同時，考慮到中國民眾在住房、教育、醫療等領域支出占個人收入的比例，以及目前這些領域的改革舉措的不當導致個人支出的大幅攀升，應當允許這些支出從個人所得稅中的減免或者退稅措施。對居民的在購房、教育、醫療和子女上學等方面的支出及其利息，設置免稅或者返稅制度。
的確，個稅改革關乎民生和公平，其在中國改革體系中的象征意義無可替代，我們希望盡快啟動個稅的深層改革，通過一系列稅制的配套改革和整體的設計，真正實現稅負合理和公平，增進社會福利，使高收入者多納稅，低收入者減負，從而使個稅本身回歸民生和公平，釋放民間購買力，擴大消費，促進經濟的健康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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