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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動蕩仍在延續，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程度正在加深，國際經濟增速放緩的趨勢較為明顯，美歐等主要經濟體面臨著進入長周期下行區間的風險。
對中國這樣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始終具有基礎性作用。在通貨膨脹壓力減緩、增長下行壓力增大的背景下，我國政府將2009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確定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這是基于宏觀經濟格局變化而審時度勢作出的戰略安排。在國際金融危機尚未觸底、國際經濟增速明顯放緩的情形下，主要依靠外需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顯然越來越不具有持續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必須在穩定外需的同時，將主要努力方向放置在擴大國內需求之上。刺激國內需求不僅能夠增強我國對外部波動的應對能力，而且可以使增長成果盡可能轉化為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在這個意義上，中央強調將擴大內需作為保增長的根本途徑，這體現了對國內外經濟形勢和我國長期經濟發展動力機制的精準把握。
為了實現保增長的經濟目標，政府可以采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增加國內需求。與政府需求相比，居民的消費性需求和企業的投資性需求是內需的主體部分。不是政府取代企業和居民而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體，而是通過政策“信號”引導企業的生產行為和居民消費行為發生適應變動，以此形成推動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基礎性力量。顯然，我國通過擴內需這個“工具”來實現保增長這個“目標”，就應將政策的著力點歸結為刺激居民的消費性需求和企業的投資性消費。就居民和企業而言，其形成需求通常要綜合考慮兩個因素：一是是否具有足夠的需求“能力”，購買力程度直接決定了居民和企業的需求水平。二是是否具有足夠的需求“意愿”，購買能力具備但購買意愿缺乏也難以形成真實的國內需求。可見，“能力”和“意愿”均滿足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擴大國內有效需求必須關注微觀經濟主體的需求能力和需求意愿。
對居民消費性需求而言，收入水平直接決定著居民的商品購買能力，而收入水平又主要取決于就業狀況和勞動生產率。當前，我國經濟體中的就業形勢較為嚴峻，這會通過收入效應和預期效應而削弱居民的消費能力。必須將保就業作為擴內需和保增長的根本出路，通過擴大就業崗位、增強勞動能力以不斷提高就業水平。從擴大就業崗位來看，應在發展現代農業和先進制造業的同時，充分重視現代服務業的就業引致效應，降低進入壁壘以鼓勵社會資本更為廣泛地進入現代服務領域，協調提高創新能力和增加社會就業的關系，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在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的同時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從增強勞動能力來看，應在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背景下，不斷增加對高等教育和高新技術的投資規模，特別重視對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技能培訓等項目的投入力度，為農民工等群體的信息獲取和異地流動提供社會化服務，不斷提高勞動者人力資本含量，提高其在勞動市場的就業機會和議價能力。
就業狀況和收入水平影響著居民的消費能力，然而收入要最終轉化為需求還需考慮居民的消費意愿，而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是影響居民消費意愿的關鍵因素。在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和社會保障供給不足的條件下，中低收入者通常會選擇被動儲蓄而縮減即期消費。基于此，我國必須通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緩解城鄉、地區和行業收入差距相對拉大的趨勢，通過就業市場改革、薪酬制度完善等方式，在初次分配中將效率和公平更好地統一起來。與此同時，應在市場化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在市場和政府之間形成更有效的功能互補關系，政府特別要加強對教育、醫療、養老、就業和社會保障住房等公共品的供給能力。針對城市中低收入者和農村居民，應在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背景下，加快構建較為完備的社會保障和重要民生物品的供給體系。
對企業生產性需求而言，企業投資不僅會通過要素購買而拉動內需，而且會通過就業創造而增強居民的消費能力。從投資能力的角度看，在經濟下滑趨勢明顯的背景下，企業的資本可得性直接決定著其投資規模和能力。改革開放30年以來，民營企業通過創造就業、提供稅源、擴大出口、增大投資等途徑對我國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無論是從間接融資還是直接融資的角度看，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中小企業始終面臨著融資能力不足的難題。必須深化對國內直接融資市場和間接融資市場的改革，在直接融資市場上，應從經營效率的角度出發，主要按盈利能力和發展前景等條件、而不是所有制屬性來提供融資機會。在間接融資市場上，應通過銀行股份制改革和業務范圍拓展來增加國有商業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資本提供力度，同時應在強化監管的前提下，通過有序發展民間融資機構來化解民營企業的融資困境。
從投資意愿來看，企業的投資意愿取決于其對投資成本和收益的判斷。在商務成本增大而收益不確定因素增多的條件下，企業即使有投資能力也不會輕易選擇擴張性戰略。我國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助于穩定企業對未來的預期，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助于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除此以外，政府必須從公共產品供給和行政效率提高的角度出發，通過經濟體制完善來降低企業經營的制度性成本，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增強投資意愿提供更為有利的體制環境。
為此，政府應進一步加強對道路、橋梁、機場、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降低企業經營的物質型交易成本。同時，應通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以增強勞動力的流動性，通過深化教育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含量，通過深化科技制度改革以增強現代技術的可得性，通過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效率提高以降低企業經營的政策成本。顯然，這些有助于企業商業成本的降低并形成激勵企業擴大再生產的持久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