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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深知人民幣增值對改善我們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必要性,但中國政府并沒有屈服于內外的壓力,在一開始就迅速大幅度調整匯率或在當前流動性危機滲透到實體經濟的嚴峻時刻還繼續單邊升值,而是和前期出口退稅強化政策一起,又迅速開始向下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其最根本的理由是: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及其調整,并不只是為了解決國際收支的失衡問題,在中國,政府至少要關注兩個對經濟可持續發展格外重要的指標:經濟增長與維持物價穩定。
一般來說,這兩大目標實際上很難兼顧,尤其中國目前對外經濟依存度很高,匯率調整的“藝術性”不強,就會凸現這兩大目標之間的沖突。比如,人民幣迅速增值,雖然能夠擠出靠惡性價格競爭的劣質企業,也能緩解資本的大量流入,但可能會影響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支柱——出口產業。如果一味堅持匯率穩定,貿易摩擦的成本加大,流動性過剩的壓力會提升,從中長期來看,為救市而投入的過多流動性和國際收支的順差還會對物價穩定構成威脅。因此,政府就是在努力平衡這兩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的調整在短期內不一定是直接盯住國際收支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要讓上述兩大政策目標“兼顧”的成本降至最低限度。
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由于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各國的企業倒閉、勞動失業等問題正日益顯現且變得越來越嚴峻,貿易和匯率上的“自我保護”,有可能會演變成各國之間“過度價格競爭”的態勢,這對不斷推進的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將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沖擊。對中國政府的匯改節奏控制,尤其會帶來更加意想不到的“遏制作用”。
基于以上的事實,筆者認為:要徹底擺脫各國“對外價格競爭”博弈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中國政府首先還是要不斷加大力度改善民生,刺激消費,以及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以提高我國內需水平和全社會抵御匯率政策變動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沖擊的能力。比如,對龍頭產業和新興產業在促使其向高附加價值產業鏈轉移的同時,要對其環境成本、研發成本、人力成本給予必要、適度的“援助”（有力的減稅和財政補貼政策等）。
同時,要對產業結構轉變所釋放的失業人群給予妥善安排,并盡快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消化就業市場不斷上升的壓力（比如,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所帶來的就業機會等）。而且,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才能擴大可持續的內需水平,才能保持至關重要的社會和諧。否則,目前外需的急速和大幅的收縮,會讓政府今后付出更大的管理代價。
另一方面,這場危機讓我們深刻地意識到:外匯資產的運作方式和結構優化變得越來越重要。固然主權基金的海外運作和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優化必不可少,但是操作成本受到外部“警戒心”的強化和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過度反應而變得越來越大。所以,政府在這輪聯合救市的過程中,在不斷強化自己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話語權”的基礎上,應該要加強我國稀缺資源和技術產品的進口,建立必要的戰略儲備和促進自身產業的升級,同時要為民間企業的海外資產運作提供制度上的方便和信息利用上的便利。
再者,政府更要投入必要的人力資本,進一步吸引一批有所建樹的海外人才,提高我國整體海外市場運作的質量。
最后,從宏觀層面上,管理層要十分清醒,不能過度過多地調整人民幣價格,否則,不僅會引起更多來自各方面的國際摩擦而影響我們正常的出口,而且,企業控制匯率風險的努力也會松懈下來。為此,短期內中國政府可以加強有效的資本管理（雖然成本越來越大）,以防大規模資本移動對我國匯率水平產生的波動壓力。否則,人民幣匯改的節奏可能因此出現失控。有不少企業和機構最近產生的不可小視的匯兌損失,就是一個最迫切需要應對的危機預警信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