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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務院刺激內需，應對金融危機的“十大措施”中，提高居民收入，減輕企業和居民的負擔在“十大措施”分量頗重，可謂有治本的制度深意，而提高個稅起征點作為中央下一步可能采取的重要減稅措施，再度成為民眾熱議的事項。
考慮到目前國內經濟下滑的態勢和居民惜幣而不敢消費的心理，“十大措施”中除了頗具亮點的4萬億投資的舉措，在居民收入和居民支出兩方面考慮做“加法”和“減法”的制度性架構，對于提振消費信心，無疑具有長遠的效果。個人所得稅征收，關乎民生，對個稅起征點進行調整，合乎民意，無論從稅收制度本身的合理性，還是與CPI本身的互動而言，都應該提上制度建設的日程。
據媒體報道，財政部和國稅總局起草的有關上調個人所得稅免征額的方案已上報國務院。個稅調整有可能在年內就出臺，方案并不像外界討論的那樣，扣除標準應該不會超過3000元。
個稅起征點調整到多少比較合理，應該結合經濟形勢和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減稅措施全盤考慮，既要考慮居民支出的結構和物價走勢，亦要考慮財政本身未來的現金流和承受能力。從目前來看，中國經濟下滑態勢非常明顯，因為統計信息的滯后，對財政收入影響的嚴重性目前應該比統計數據顯示的要嚴重。單從財政部數據顯示來看，國家稅收收入增幅已經連續4個月出現下滑，7月份同比增長13.8%，8月份同比增長11%，9月份同比增長回落，達到6.5%，而10月份同比下降了0.5%.而且，配合國務院的“十大措施”，在增值稅轉型、加大出口退稅力度等減負政策實施之后，今明兩年制度性的減稅額已經達到3500億之巨，減稅空間已經不大。
在這種情況下，個稅起征點的調整幅度顯然不會太大，一次調整到5000元或者8000元既不符合我國居民收入的現狀，更不符合財政的狀況，亦和個稅的政策要義不相符。從居民收入來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前三季度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19731元，如果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以上，意味著絕大部分居民將不再繳納個人所得稅，對財政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傾向于根據物價指數、財政收入狀況和經濟基本面全局來綜合權衡起征點的調整問題，既要考慮公平，亦要考慮稅收的效率意義。
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個稅調整本身只是刺激內需的政策之一，不宜過度夸大其意義，更不能將居民消費信心的恢復完全寄托在個稅起征點的調整上面。我們一直強調，居民消費信心指數不足的因素既有收入方面的，收入過低，收入增長和GDP以及物價的增長脫鉤，更有制度層面的因素，改革中缺乏民生的諸多舉措，讓民眾對未來缺乏好的預期和信心，而房價、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殘缺才是真正的癥結所在。所以，在提高居民收入的同時，進行系統的“制度性”減負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而“制度性減負”的關鍵又在于推進改革，降低民眾整個“生存成本”。國務院“十大措施”的根本是民生，而關鍵在于改革，只有通過制度性的改革，把民生的欠賬補起來，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給民眾一個好的改革預期，才能真正解除制約消費的瓶頸，提高居民的實際購買力。
對中國民眾而言，其“生存成本”包含了過度的不合理的制度支出，包括為政府的公共服務支付的不合理的成本，比如，不合理的收費，亦包括因壟斷等原因而支付的不合理的消費，比如，通訊費用、高油價等等，這些屬于制度性的不合理支出，必須通過改革，從制度上減負。比如，財政部、國家發改委日前聯合發出通知，決定自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統一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這一減費舉措將為企業和社會減輕負擔約190億元，通過消費的傳導機制，直接會惠及民眾。如兩者能良好互動，政府擴大在社保、醫保、居住和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消費，再配合減稅措施才能真正刺激內需。
就個稅改革本身而言，我們認為僅僅在起征點上修修補補，意義非常有限。從目前2000元的個稅起征點來看，即使不是從刺激內需而言，對其按照物價指數進行合理調整，亦屬制度建設的常規之舉。個稅起征點應與CPI掛鉤，建立個稅調整與物價水平同步的聯動機制，使個稅調整機制化，這是必要的前提。
但中國個稅制度的關鍵還在于缺乏一個體現公平與效率的制度架構。比如，中國民眾一般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支出，應該綜合考慮家庭負擔，實現由目前的以個人為單位納稅向以家庭為單位納稅的轉變。同時，中國民眾在住房等領域的支出巨大，應該參照國外的退稅制度，對于居民的購房支出及其利息，設置免稅或者返稅制度。這樣，通過一系列稅制的配套改革和整體的設計，才能真正實現稅負合理和提升消費信心指數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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