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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重慶主城區出租車罷運。重慶主城出租車總共在8000多輛——這么多車輛參與、整個行業性的罷運，有人組織或者說操縱，無疑很正常——若沒有操縱，反倒是不正常、難以理解了(當然，對于“操縱”過程中，涉及到的暴力行為——如通過“砸車”強制出租車參與罷運，應另當別論)。但問題是：8000輛出租車，何以會被輕易集體操縱——出租車司機們難道都是盲目而沒有理性的木偶？在被“操縱”的背后，其實見證了他們什么樣的共同利益訴求？
據了解，出租車罷運的主要原因是：一是重慶市道路運輸管理對黑車整治不力，導致黑車泛濫；二是運價低，起步價才5元；三是出租汽車公司對掛靠的個體出租車收取的管理費過高，平均每輛出租車每月收取管理費七八千元；四是出租車有時在主城區加氣難。顯然，“調查操縱出租車罷運的人員相比，盡快調查核實上述這些導致罷工的真正原因、內情，并著手解決背后出租車司機們反映的利益訴求問題，才是平拂事態的關鍵和要害，否則，勢必舍本逐末，于事無補。
不得不說，一出現群體性事件，首先想到的便是“少數人操縱”，急于進行這方面的追查甚至是動用警力追查，乃是時下不少地方政府部門習慣性的反應和應對模式。在這種模式中，常常是處置失當、激化事態，大大提升解決問題的社會成本。
這正如公安部部長孟建柱在最新一期的《求是》雜志撰文強調的，處置群體性事件，“必須講究政策、講究策略、講究方法，堅持‘三個慎用’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強制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