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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忙救市，我國也出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維護國內金融、資本市場穩定，防止房市大幅波動。同時出臺積極的財政政策，核準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這對確保經濟增長是必要的，但如何把執行積極財政政策與堅持經濟市場化取向結合起來，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大問題。
有人夸大了中國與歐美“救市”的相同點。國際上有人說，美國在轉向“社會主義”，歐洲的“社會主義”成份將占更大比重。又有人說，中國將“再社會主義化”。出現在大眾傳媒上的此類言論，極易誤導公眾。聽到“社會主義”這樣的詞匯，人們很容易想到國有經濟，想到政府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而“再社會主義化”中的一個“再”，給人印象是搞市場經濟似乎是一段彎路。
其實，同是救市，中國與歐美有很大不同。歐美救市，是政府向銀行系統注資，政府除了適當干預金融，仍處于經濟活動之外。在我國，由于歐美市場需求減少，導致出口增長放緩，影響增長目標。為此，除放松信貸，主要是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用財政資金在基礎設施、基礎性產業領域進行投資，拉動市場需求。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基礎設施、基礎性產業仍欠發達，國家選擇全球性救市之機，加大相關領域力度，可謂恰逢其時。1998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我國經濟增長出現明顯回落。政府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此后數年，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至2個百分點，幫助中國經濟戰勝內外考驗，于2002年再次邁入經濟持續擴張的景氣周期。
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同于歐美的“政府干預”，它表現為政府的直接投資。我們既要看到它拉動增長的一面，也應關注其可能的弊端。直接的政府投資，轉化為巨大的國有資產，將提高國資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由于貨幣供應量總是有限的，用于政府投資項目多，用于民間投資可能就會少。政府的投入，往往轉化為對國有控股企業的直接投資，從而抬高競爭的市場準入門檻。
國退民進，國資退出競爭性產業領域，是我國市場化改革取向中一條基本原則。原因是，民企的市場效率高于國企，民資的市場效率高于國資。我國經濟最有活力的地區，往往是民企和民資發達的地區。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從長遠看，主要取決于民企、民資的發展壯大。近期沿海一些民企面臨的困境，是值得高度重視的信號。
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必須“促內需，保增長”。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促內需，政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政府還可以把財政投入到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領域，解除民眾消費的后顧之憂。在這方面，社會呼聲高，政府欠賬多，應做而可做的事情不少。
同時，政府還可以變直接投資為產業規劃與項目引導，采取政府補貼或擔保貸款的方式，引入民間資本。剛剛去世的民族企業家王永慶，當初就是利用銀行貸款，接手當局規劃的產業項目，成為一方經濟巨擘。像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培育不出一批世界級企業家，成長不出一批世界500強民企，是說不過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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